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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部分（第2页）

暮黑时分，大哥带着方晟行色匆匆的来了。还是那副老样子，张嘴闭嘴形势一片大好，共产党伟大，毛主席英明。他的确不是装腔作势，而是对共产主义虔诚的信念。他一直幻想回归党的队伍，大嫂说他是；“白日做梦”。

我俩对酌到了半夜，对他这样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信徒，我们缺乏共同语言。我甚至觉得；政治上，他是否吸取了这些年的教训？尤其是反右斗争中的重大失误。家庭的各种厄运，都和他的‘公心’不无关系。我不能给他什么帮助，也不想给他什么刺激。只在心里默默的祈祷；好人一生平安。

第二天一早，我们分别登上了南上北下的火车。深秋的早晨，已有几分寒意。大哥衣着单薄，先行一步。我望着他的背影，涌上了一股难言的苦涩。他没有回头，只有方晟不断向我挥手。他们登上火车后，蓦然间我像霜打了一般。手足之情，堵满了我的心间。人生的征途，正未有穷期，这一别，不知相聚何时？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从大陈回到杭州，忽然想起去拜访施翌嫂姐，却见大锁头把门。我不敢贸然打听，只好怏怏而归。

当晚，我给鲁华家试打了个长途电话，正好是鲁华本人接的。我问：“鹤岭形势怎么样？”她答：“没事，你快回来吧！”听了她这句话，我突然变的焦躁不安，归心似箭了！

旅途比想像的还要糟糕。车从上海北站开出，还没出市区，就在‘真如站’停下了，这一停就是一个多小时。列车好不容易启动了，快进‘苏州车站’时，列车没有减速，长嘶一声，风驰电掣般隆隆闪过。旅客还没反应过来，只听爆豆般的一阵枪声。列车到常州才停了下来，听上下车的旅客议论；列车遇到了造反派的拦截，两派武斗，竟动用了机枪。把尾车都打着火了。幸为司机闯了红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抵达天津，已是晚上。开往东北的火车又脏又乱，我随身没带什么东西，又是一个人，轻车熟路的。忍着疲乏、劳累、饥饿和困顿，终于在十一月十八日回到鹤岭。一路风尘，真像逃难似的。

暮色中我出了站，正庆幸终于回到‘老家’　时，有两个人悄悄地靠近了我，不由分说，把我架上一辆救护车。开车的回头冲我一咧嘴，我认出是于春。正想发问，他向我眨了眨眼；“方大夫，不要怕，请你到我们医院去，姚淼，唐效、满青都在那里。”刚上车时，我还以为‘朱长江的事发’，　牵连于我。没成想又遇上‘绑架’。

我有话没话的和他搭讪：“你怎么开上车了？”：开着玩儿呗。“肠粘连没犯？”“自打你给我手术后，一直没犯。有几次胀肚，放几个响屁就好了。”不大功夫，车开进了市府大院。于春向那两人说；“去问问尹祥，咋安排？”那俩人刚进大门，于春就示意我；“快跑！越远越好。”一看这情形，我明白了几分，撒开腿就跑…正不知向那跑时，有人拉了我一把。一照面，竟是老武。我惊魂未定，老武脱下大棉袄给我穿上，又把他的狗皮帽扣在我的头上；“走！先回家。”回舍先进了他家房间。劈头就问：“人家都往外跑，你咋回来了？”“咋的了？”“鲁华没跟你说？”我还没见到她。”老武压低了声音；“两派正在备战，正抓外科大夫呢。”“抓大夫干啥？”“真打起来，没外科大夫行吗？你真不应该这个时候回来。”“真要打吗？”“两派都占据了大楼，总联以市府大楼为指挥部，红工以矿务局大楼为据点，看来这场武斗是不可避免的了。”我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各有后台的两派，必有一番较量。

我忽然想起陈慧，“医院情况咋样？陈慧呢？”““医院已被红工占领，陈慧也参加护院。”“那我咋办？”老武镇定地说：“说不定总联还在找你。咱俩换换房间。你先在我房间休息，你嫂子去你房间，我去找鲁华。”看来是在劫难逃啊。

鲁华来了，她的第一句话竟然也是：“你怎么回来了？”我犯嘀咕；“不是你让我回来的嘛”。我把打长途电话的经过一说，鲁华恍然大悟；“准是我小弟搞的恶作剧，她模仿我的声音可像了。”事已至此，考虑再三，再回南方已不可能。鹤岭附近也无处可躲，又在抢大夫，还不如到医院。一则那是工作岗位，二则虽是据点，但毕竟是救死扶伤的地方。鲁华也同意我的抉择。

傍黑时，鲁华带来‘院*’的口信，欢迎我归队。我全副武装（冬装），捂着个大口罩，带了日用品和牙具，正想去住院部。只听外面传来杂沓的脚步声，接着响起敲门声。闹腾了好一回，才走了。老武闪进门来；“好悬！你们一定是被盯上了。”“咋办？”鲁华说：“我回医院叫人。”不一会，开来一辆吉普车，跳下一个人，挎着冲锋枪，一看是老柴。他护送我进入有荷枪实弹的造反派把守的住院部。

第二十二章　生死场人性扭曲　　枪炮声再演悲剧（22一147）

我被安排住在五楼。任达、于飞、林森都在这里。始料不及的是；麻璜从牛棚里放出来，也住在五楼。护院副指挥齐德告诫我；不许随便出入，有事要请假。任务；一是救治伤员，二是护院。特别强调不要到不该去的地方去。

住院部几乎成了一座空楼，病人都逃光了，连截瘫病人都吓跑了。底层的门窗，都焊上了手指般粗的钢筋。只留西侧小门，有十几个护院工人轮流把守。他们都是从矿上抽来的红工派工人。

我们的活动空间主要在五楼；西侧是手术室，东侧好像改成了联络站。常有造反派头头出入，还有几个现役军人。我们就住在五楼中间，原五官科的病房里。一日三餐免费供应，每天三饱一倒，无所事事。林森私下问我：“你怎么自投罗网呀？”我无奈地苦笑道：“一言难尽！”于飞愁眉不展地问：“南方也有武斗吗？”“全国大同小异。”，我知道他惦记着在长沙工作的妻子。从全国的形势分析，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已难以避免。

听说宿舍也有可能成为武斗据点，我忽然虑及宿舍里的东西，虽不值钱，却是我的家底。思量之下，我让鲁华去找谢树荣，把我那只南方带来的樟木箱，转移到他家寄存。

昨晚，闹哄哄地来了一帮革命小将，把一个浑身是血的人扔在了大门口。请示军代表，指示：收治进来，弄清身份。这是个老师模样的人，整个头面部肿的像血葫芦似的，但尚清醒。齐德问他：“哪个单位的？”“六中。”“干啥的？”“教师。”“谁打的？”“不知道。”“哪派的？”“没派。”再问，他就不啃声了。

病人交我具体负责。问病史时，他才说出；他姓鲍，叫鲍得福。是教俄语的，被指控为‘苏修特务’而遭毒打。我挺同情他的遭遇，把他安排进了五楼观察室，下了医嘱，用甘露醇和高张糖降低颅内压，嘱护士严密观察。

午夜，忽听一声巨响，我们都被惊醒了，以为‘总联派’发动了攻势。有人高呼：“跳楼了，有人跳楼了！”一查，是鲍得福从窗户跳了下去，落在后院食堂的屋顶上。几个护院工人把他拽上来时，还有一口气，不一会就一命呜呼了。从他衣袋里发现了一封遗书，是血书，只有七个字；我不是苏修特务！后半夜，我再也没睡着。这血葫芦似的头像不时在我脑际闪现，挥之不去，可能是冤魂不散吧。

岁末年尾，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住院部大楼增设了瞭望哨。这‘光荣任务’就落在我们几个年轻的男大夫头上。

今晚轮到我和林森上岗。吃完晚饭，不到六点钟，我俩就上了楼顶。任务是；观察四周动静，防止对方偷袭。天已黑定，寒风刺骨，远处有隐约的灯光，百里矿山的夜景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住院部大楼是全市的制高点，白天登上楼顶，可一览矿山风貌，夜晚却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