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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部分（第1页）

国须柱石扶丕构，人待楼航济巨川。

萧相方如左右手，且于穷僻置闲田。

歌声是凄凉的，歌伎们唱和着。唱出了“耆英”们遗情世外、心在朝廷、惆怅不快的心情。

歌声是激越的，唱出了“香英”们柱石撑天，巨船渡江的心底希冀，大宋还需要耄耋之臣啊！

歌声是韵味深长的。九曲流觞，寂寞园林，当年辅佐刘邦创业成帝的贤相萧何，不也曾遭贬而离开朝廷吗？富弼、文彦博、席汝言、王尚恭等人在司马光唱出的真切现实面前，唉声叹气……

凄凉的月色，凄凉的银光，凄凉的“流觞溪”，凄凉的上无节。“耆英会”在一片凄凉中收场了。

司马光压根儿没有想到，在他歌唱中，他的老妻张氏，去钓鱼庵为他送去夜宵的途中，从木板架起的独木桥上，失脚落于湖水中，虽被家人及时救出，但此刻已卧床榻，奄奄一息……

正月二十九日，这一天的黄昏，春寒回潮，风峭林木，雨冷花草，司马光六十岁的老妻张氏，衰弱的病体终经不起忽冷忽热的折磨，在医生诊病无效的叹息声中，病故于独乐园一座苍松覆盖的简朴屋舍里。这个秀于闺房、操持家务的女人在弥留之际，拉着坐在床榻边丈夫的手，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吟出了她默默一生献给司马光的无尽无竭的情爱：相看不足，相亲不倦，相爱不绝，人问黄泉。

四十四年结发共枕的老妻吟着爱的绝唱撒手离去了，半个月来亲自侍病于床榻前的司马光一下子痴呆了。他无言无语，仍然握着妻子的手，默默地淌着泪水，他的一双昏视的眼睛，如同雾漫的泪泉，滴嗬不停。他似乎在用泪祭奠着妻子四十四年来的锦心浓意、暖怀柔情、甘苦共尝、风雨同舟；他似乎在用泪回忆着妻子四十四年来的离愁别苦、萤影雁鸣、义如宾友、勤瘁相成；他似乎在用泪感激着妻子四十四年来朴俭持家、洒水执帚、炉火灰颊、锄蔬湿衣；他似乎在用沼赞扬着妻子四十四年来的潜德不耀、宽厚待人、梯奉舅姑、慈礼役婢。两心相知，情若连环啊！司马光突然摇着妻子冰冷的手哭出声来：“卿今撒手去，留我独何如……”

司马康跪地号啕，吕直代地痛哭，范祖禹啼嘘不止，仆役婢女都大放悲声，“独乐园”也在寒风冷雨的黄昏哭泣着……

二月三日，司马光带着儿子司马康、老仆吕直，赶着载有老妻张氏灵柩的马车，走出独乐园，走向五百里外的故乡陕州涑水。司马光崇尚简朴，没有乐班鼓吹，没有亲朋送行，只有两个仆女身着孝衣，跟着高举灵幡的司马康，“向西走去。

二月二十九日，六十岁的张氏，被安葬在谏水南原林木葱绿的司马家族的墓地里。墓穴深七尺，无青砖砌宫，无石木装饰，无一草陪葬，无僧人超度，亦无碑石作记，仅在墓地一侧，结草庐一间，为司马康居丧之合。然方圆十里的男女老幼，相识者和不相识者，闻讯送葬而来，众以万计，号啕哭祭之声，终日不绝。这位连名字也没有留下的女人，在葬礼上却赢得了人间真情。

夜风残月，林木苍茫，送葬哭祭的人群散尽了，留下了一座散发着泥土芳香的黄土墓冢。年老的司马光更显得衰老了，他步履蹒跚，举止迟钝，站在老妻的墓前，弯下颀长微驼的身躯，低下白发稀疏的头颅，悲怆而亲昵地叮咛着：“……入土为安，你劳累了一生，该静静地安歇了。让明月伴着你，让清风伴着你，让康儿伴着你，我该回洛阳著书了。可身边没有你，我今后怎么活啊……”司马光声音哽咽，语不成声，泪水滂沱而下。

三月十日，司马光带着日直回到洛阳，他一踏进独乐园，就陷入无法排解的苦情哀伤之中。看到柴门内的菜地苗圃，他就想起老妻浇蔬除草的身影；看到“读书堂”，他就想起妻子提壶送茶的身影；看到“弄水轩”，他就想起妻子制肴捧酒的身影；看到“钓鱼庵”，他的心在跳，他的泪在流，眼前就浮起妻子为给自己送食而失落湖中的大悲大哀。触景生情，见物思人，他怀疚而悔恨地喃喃自语着：悲由我起，哀缘我生，形骸不灭，不敢忘卿，形骸俱灭，魂伴卿行。

……

司马光把自己关在钓鱼庵里，以伏案著书分散着心灵上苦情的折磨。司马康已不在身边，文牍之役由范祖禹兼任；妻子离去了，一日三餐由老仆吕直送上案头；《唐代长编》七百卷里国事的不幸和大幸，抑制着亡妻之哀。

司马光决计不再离开书案，不再离开《唐代长编》，不再停止手中的笔墨，不再放纵自己“相看，相亲，相爱”的苦情思念，他定稿于书案，饮食于书案，困眠于书案，日以继夜，从春到夏，从夏到秋，定稿的进度加快了，精力的消耗将尽了，衰老的身躯将垮了。“靡哲不愚”，他不仅不知更大的悲哀将至，反而为自己的自制、自抑、自束、自约而庆幸。

其间，“耆英会”的朋友们频频来访，无意中调解着他头脑中越崩越紧的神经，延缓着不幸事件的发生，但拜访交谈中，朋友们传来的朝政讯息，却也在无意中撞击着他紧绷欲断的心弦。

八月十日夜晚潞国公文彦博来访，惊慌地说出了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徐禧不顾“灵州丧师”后的军心颓丧、士气低沉，再次举兵讨伐西夏、图取永乐谍的消息，并预言“永乐之战必败”，司马光惊骇，激动地挺身站起，突然眼前一黑，倒在文彦博的怀里。

司马光中风跌倒，右肢偏瘫，舌僵失语……

篇四　汴京　宣德楼前

“献俘”与“大赦”，文治与武功相映相彰的辉煌　鹿阝建路飞马传送“塘报”的小校，力竭气绝于宣德楼　皇帝赵顼吐血了

“灵州会师”于元丰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失败，几十万兵马溃退于西夏“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抄绝饷道、聚兵歼灭”的战略下。十二月二十五日，奉诏监军、指挥“攻取灵州、以张天威”的内侍押班李舜举和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徐禧，才匆匆地抵达鹿阝延军的住地延州城。他俩见到的，是灵州突围而出的疲惫兵马和鹿阝延路经略安抚使沈括、副经略安抚使种谔。他俩从种谔口中听到的，是对五路兵马监军李宪失期不至的痛骂，是对环庆路经略使高遵裕“嫉功不协”的控告，是对河东路昭宣使王中正“遇敌先逃”的憎恨，是对“灵州丧师”的败而不服。他俩从沈括日中听到的，是监军李宪所率的十万熙秦军已于十天前退居兰州，高遵裕所率的八万七千环庆军现时只剩下一万三千兵马，刘昌柞所率的五万经原军几乎溃散殆尽，王中正所率的七万河东军早已退回麟州，鹿阝延军十万兵马围攻灵州十八天，不克强虏的重大伤亡和“灵州丧师”后边事险危的现实。边臣们此时不同的处境和心机，产生了不同的应变“方略”，随着报忧请罪的“塘报”飞马送往京都，上呈皇上。

李舜举，字公辅，开封人，时年五十岁。其人世为内侍，忠恭老实，有自知之明，此时已知边事之不可为，主张采用苏轼奏表中“聚重兵境上”的奏议，以观西夏动静，相机而进。

种谔，字子正，洛阳人，时年五十五岁，是庆历年间百北守将种世衡之子。其人熟悉边情，性烈骁勇，屡建战功，此时积怒在胸，主张再次讨伐西夏，雪“灵州丧师”之耻：“今之兴功，当自银州始，其次迁寡州于乌延，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则横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盐州，则横山强兵、战马、山泽之利，尽归中国，其势居高俯视兴州、灵州，可以直覆西夏巢穴。”

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宁人，时年四十八岁。其人性倜傥，少博览周游，不事科举，自视甚高，喜论兵事。熙宁年间，作《治策》二十四篇以献，得王安石青睐，以布衣充经义局检讨，后累迁至知制诰兼御史中丞，仍有怀才不遇之叹。此时奉诏执掌兵马，抱凌烟之志，贪西讨之功，主张“筑城永乐，直逼夏都”。

沈括，字存中，杭州钱塘人，时年五十一岁，附徐禧“筑城永乐”之议：“银州虽据明堂川、无定河之会，而故城东南已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堑，实不如永乐之形势险恶，若选择要会，建置堡栅，名虽非州，实有其地，归来疆塞，乃在心腹……”

“灵州丧师”的“塘报”，使皇帝赵顼愤懑、沮丧、愧疚，而徐禧、沈括奏议的“方略”，适应、宽慰了皇帝赵顼“愤懑”的雪耻心和“愧疚”的自尊心：只有一场征伐的胜利才能抵消“灵州丧师”的耻辱啊！在王珪、蔡确、张璪、蒲宗孟等人“唯上为是”鼓动下，皇帝赵顼思准了徐禧、沈括的“方略”，重新召集各路兵马，于元丰五年四月，打响了再次讨伐西夏的“永乐之战”。七月初，鹿阝延路经略副使种谔攻取夏州（靖边），七月底，鹿阝延路钤辖曲珍攻取银州（米脂北），八月中旬，鹿阝延路钤辖高永能攻取寡州，八月二十五日，知制浩兼御史中丞徐禧、内侍押班李舜举督军十万攻取军事要冲永乐城。这些威逼西夏京都兴州的胜利，立即引起了各国驻京使者的注目和京都黎庶的昼夜狂欢。王珪、蔡确、张璪、蒲宗孟神采飞扬。九月五日，几百名西夏战俘被押进京都，立即刺激了王珪、蔡确、蒲宗孟等人的狂想。为宣扬皇帝的“英明天纵”，为展现大宋的“中兴业绩”，为宣告大宋“积贫积弱”历史的终结，在皇帝赵顼志得意满的恩准下，一场“献俘”与“大赦”的隆重礼典在宣德楼前举行。

九月十五日巳时的皇宫宣德门，呈现出庄穆威武的雄伟景象：黄瓦流金，红柱闪光，画梁绘檐，飘云飞彩，龙凤翱翔；楼台四周，整齐地排列着五百名着甲戴胄的禁军士卒，面外而立，甲胄闪光，映耀艳阳，雄壮威武；灿灿闪光的楼檐下，十盏巨大的朱红宫灯挂起，若十日悬空，宫灯下依序排列着后宫嫔妃、宰执大臣、宗室王公，他们似乎都振作了精神、改变了性情，端出一副庄重神态。宣德楼东西两侧临时筑建的观礼台上，依序排列着朝廷百官和大辽、高丽、于阗、回鹘、真（月葛）、大理、大食、交趾、三佛齐等诸国使者及其随员。

宣德楼前长五百步、宽五百步的方形广场，今天成了京都万千黎庶目光关注的所在。广场四周的道旁、巷口、楼台、回廊、屋顶、树上，站满了观看的人群。广场外边，一千五百名禁军士卒担任警戒，一色红缨长戈。广场上端，立黄色大旗十面，旗绣飞龙，高与宣德搂齐，名曰“黄龙旗”，俗称“盖天旗”，在云空中“哗哗”作响。“盖天旗”前，立“鸡竿”一顶，高二十丈，直插云际，竿顶有朱红木盘，八尺见方，木盘内一只金制公鸡展翅昂首而立，首尾五尺、高为三尺，口衔数丈红幡，上书金色“皇帝万岁”四字，飘展于空，在阳光下分外耀眼。木盘四角，有彩索四条，凌空垂下，四个身着黄色紧身短衫的年轻内侍，手拽彩索，恭立待命，以备皇帝登临宣德楼颁诏大赦西夏战俘时，攀索而上，取下圣诏，以喻“恩从天降”。“鸡竿”之后，四周漆黑栏栅圈围，五百名身披绳索、散发垢面的西夏战俘，分十列等距离两臂负背跪地，每个战俘的背上，插有五尺木牌，上书姓名官职；各个战俘身旁，站有禁军士卒一人，皆着戎装，佩刀握柄，簪花鲜洁，显示着战胜者的威武和骄傲；木牌横竖成行，密密麻麻，宛若一片坟场；栏栅内西夏战俘前，十名英武的“献俘官”着甲戴胄，手持“献俘表册”恭立待命，以备“献俘”开始，立即打开栅门，奔上宣德楼，把五百名西夏战俘的生命呈交皇帝处理——皇帝曰：“杀”，栏栅内的战俘将是人头落地，血漫广场；皇帝曰：“赦”，栏栅内的战俘将是刀断绳索，开栅放生。生死未卜的禁地，阴风森森。

广场两侧和底端则是另一番景象。右侧的景灵东宫前，排列着气势宏大的歌舞艺伎，各种乐器琵琶、古筝、箜篌、大鼓、羯鼓、箫、笙、埙、鼙、（马马）、篥、囗笛等送次安放，高低有致，鼓手乐手三百多人，皆着朝廷发给的紫绣绊衣，气势堂皇，抱琴待命，以备皇帝驾临，演奏迎驾。歌伎舞伎八百多人，均着朝廷发给的彩装丽裙，列队待命。这些歌伎舞伎，除了宫廷教坊的成员外，京都瓦肆梅花棚、莲花棚、牡丹棚、桑家棚、杏花棚、余家棚等的歌伎舞伎也奉命参加。她们在宫廷教坊使、艺坛领袖了仙现和京都名伎李奴哥、董姐哥、陈伴奴、凤眼奴的主持下，已进入皇宫集贤殿排练五天，并将在宣德楼前歌舞三日三夜。今天，他们献给皇帝的歌舞，已不再是范仲淹的词作《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而是现时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的诗作《闻种谔米脂　大捷》，范仲淹沉郁悲壮的歌吟已经过时，现在该王珪皇恩浩荡的颂歌行时走红了。

广场左侧景灵西宫前，排列着另一支艺伎队伍五百人。京都瓦肆的杂剧、说唱、散乐、影戏、傀儡、讲史、索罗小技、毯杖踢弄、小儿相扑等诸类的张翠盖班、李外宁班、张臻妙班、张真奴班、刘百禽班、董十五班、刘乔班、伊常卖班，亦奉命献艺参加。他们亦着朝廷发给的绿袍黄巾，一改往日贫穷寒酸的形象，似乎一下子长了精神。今晚宣德楼前通宵歌舞的空前盛况，全凭他们手上、嘴上、身上、脚上的绝活填充大型歌舞的空隙，调剂皇帝、皇后、宗室王公、宰执大臣、朝廷百官和诸国使者的欣赏情趣。

广场底端，是五百名身披袈裟的僧侣队伍。他们是京都十大禅寺派来的代表，都是禅师一级的人物，年龄均在五十岁以上。他们分十列席地而坐，个个腰板挺直，姿态端庄，闭目人定，神情安详，数珠诵经，声若滚雷。

大宋真的“中兴”了吗？观礼台上的诸国使者，此刻确实被眼前的情景弄懵了：宋夏之战，实情如何？高丽、大理、大食、于阗、回鹘、三佛齐等国对大宋友好的使者，在茫然中为大宋暗暗祝福；大辽、交趾等国对大宋心怀敌意的使者，一时乱了方寸。当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顶冠端带，趾高气扬，以接见诸国使者为名出现在观礼台时，大辽、交趾使者，都收起了往日的桀骛狂妄，急忙站起恭迎，弯腰打躬，祝贺大宋的胜利。

大宋真的终结了“积贫积弱”的危机吗？在宣德楼上，身躯高大肥胖的尚书左丞蒲宗孟，神采飞扬地活跃在人群之中。他一会儿窜至后宫妃嫔面前，指点广场上欢腾的京都黎庶、英武的禁军士卒、跪地的西夏战俘，滔滔不绝地赞颂着皇帝的“伟业显赫”；一会儿走到宗室王公面前，口角生风地解释着“献俘”与“大赦”的“威恩并举”，并以秦皇汉武沉迷“武功”而忽略“文治”的偏颇，衬誉今日之辉煌，不时地把暗含沙石的冷言冷语，撒向凭栏沉思的门下侍郎章惇、尚书右丞王安礼和知枢密院事孙固……

章惇此时虽在凭栏眺望，但他的思绪，正在痛苦凄楚中交织着，根本没有去听蒲宗孟的高谈阔论。十四年前开始“王安石变法”的主要人物，现时只剩下他孤子一人了。随着王安石、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的离去，“变法”只留下了一个不毁不灭的空壳，自己的留任中枢也许只是这个“空壳”的印记罢了。这几年来，他主管三司，对“新法”的实施情况最为清楚，“青苗法”在许多地方已不再实行，“均输法”在许多地方已经为富商大贾把持，“市易法”大多早已停止，“农田水利法”这几年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