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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部分（第2页）

“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竭尽心力而耕耘，收获丰寡，俟天命可也。”

“革故鼎新之举，势必罪及介甫，弟心惶惶，结缚愁肠啊……”

“君子交有义，不必常相从。你放开脚步，走自己的路吧，王安石，非凡俗之人，你多虑了。”

司马光持“手书”面阙谢恩：“太皇太后陛下，臣司马光将顺民心、合君意，拚力而为，荣辱不惧，鞠躬尽瘁。以死报陛下知遇之恩！‘革故鼎新’壮举，当从‘求谏诏书’开始……”

《求谏诏书》的修改和重新颁行，气势不凡地烘托了司马光复出的声威。朝廷对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员外郎王鄂因谏言“犯非其分”冤案的公开平反，春雷震动般地抬高了司马光“老而弥坚”的权威。司马光受权主管的“广开言路”，迅速地在朝廷和京外二十三道的州府县衙展开，形成了揭露“变法”十七年来种种缺失弊端的风暴，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势头之猛、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十七年前王安石“变法”的“气势澎湃”。历史上一切交替反复的变革，后者对前者的否定和清算，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朝廷百官似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认识和信仰，日以百计弹劾王安石及其变法者的奏表卷地而起，成了大内皇宫唯一的声音。京外诸道的州官县吏，也都闻风而动，军州驿站昼夜不停地传送“实封直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奏章”。特别是竟有村野农叟耕夫一百五十余人，手持“青苗、保甲不便”奏表，从四面八方来到京都投诉，把“广开言路”弄得热闹至极，也把司马光推到了朝野“高山仰止”的境地。战争和内争的日子太长了，黎庶都需要一个能使天下安定的人物，司马光成了这种需要的偶像。

司马光毕竟是高明的政治家，为防止风暴般的“广开言路”毁及皇权的神圣，也为了松弛一下朝臣们绷得过紧的心弦，他不失时机地控制了这场“风暴”的吹袭。

六月二十八日，崇政殿举行午朝，群臣毕集，主要内容是廷议一个月来的“广开言路”情况。这个“午朝”，也许含有为司马光“平反”的意思，连十岁的皇帝赵煦也着袍顶冠坐上了御椅。十五年来不曾在延和殿露面的司马光今天露面了，群臣们都想从这位掀起“广开言路”风暴的新任门下侍郎的言谈话语中，探知今后朝政的走向，弄清这场“风暴”将刮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尚书右丞李清臣是支持司马光的，他此时情绪高昂，心情紧张，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左相蔡确、右相韩缜、知枢密院事章惇、中书侍郎张璪等人。这些反对“广开言路”、已被“广开言路”弹劾的宰执大臣一个个面色阴沉，目光凶冷，似乎已咬紧牙根，要从司马光廷议“广开言路”话语中，抓取疏漏和缺失，以便伺机反击。崇政殿里此刻已是一片寂静。

太皇太后主持了今天的午朝，她首先赞扬了司马光“忠于臣道，十五年甘于寂寞，忠君忠国，老而弥坚”，继而谈了“广开言路”、“下诏求谏”的一般情况，为司马光敲响了上场锣鼓。

司马光步履艰难地走出群臣之列，在群臣们鸦雀无声的等待中，张开了十五年来默而不谈朝政的嘴巴，神情平和地讲出了他对“变法”十七年功过是非的见解：“……先帝聪明睿智，励精图治，思用贤辅以致太平，委而任之，言行计从，人莫能间，虽周成王之任周公，齐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任乐毅，蜀先帝之任诸葛亮，殆不能及。斯不世出之英主，旷千载而难逢者也。”

司马光一开口，就确定了神宗皇帝赵顼励精图治的“天纵英明”和高于周成王、齐桓公、燕昭王、蜀主刘备的“英主地位”，也就是空泛地肯定了“变法”的必需，肯定了群臣们先后参与“变法”的这段历史。崇政殿的紧张气氛缓和了一些。太皇太后脸上露出了笑容：司马光为“广开言路”中那些五花八门的弹劾奏章的处理划出了一条重要的界线，比蔡确高明多了。尚书右丞李清臣和大多数朝臣唧唧喳喳的议论声起，反映了对司马光言论的赞同。蔡确、张璪、韩缜早已被一个月来的“广开言路”风暴吹懵了头，此刻突觉心头一阵宽适，轻轻舒了一口气。章惇却更加拧紧了眉头：老奸巨猾，司马光果然虑事精细啊！一出手就举起了维护神宗皇帝的旗帜，师出有名了。

司马光话头一转，情绪随着激昂起来，把讨伐的矛头指向了“变法”的倡导者：“不幸所委之人，于人情物理多不知晓，不足以仰副圣志，又足已自是，谓古今之人，皆莫己如。不知择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谋，以启迪清衷，佐佑鸿业，而多以己意轻改旧章，谓之新法。其人意所欲为，人主不能夺，天下莫能移，与之同者，援引登青云，与其异者，摈斥沉沟壑，专欲遂其狠心，不顾国家大体……”

这分明是不点名地对王安石的声讨，也是不点名地对朝廷一些重臣的抨击。三省六部的重臣们都低下了头，因“变法”而“登青云”者惶惶不安。司马光似乎察觉了这些人的心境，便把抨击的矛头指向制定新法的少数重臣：“人之常情，谁不爱富贵而畏刑祸？于是缙绅大夫，望风承流，竞献策划，务为技巧，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作青苗、免役、市易、赊贷等法，以聚敛相尚，以苛刻相驱，生此厉阶，迄今为梗。又有边鄙之臣，行险侥幸，轻动干戈，深入敌境，使兵夫数十万暴骸于旷野。又有生事之臣建议置保甲、户马以资军备，变茶盐、铁冶等法，增家业侵街商税等钱，以供军需，遂使九土之民，失业穷困，如在汤火。此皆群臣躁于进取，误惑先帝，使利归于身，怨归于上……”

崇政殿里鸦雀无声。司马光提高声调，说出了他这篇讲话中的最强音：“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高瞻远瞩，明断施恩，罢修城役夫，撤巡逻之卒，止御前造作，斥退近习之无状者，戒饰有司奉法失当过为繁扰者，罢货物场及所养户马，又宽保马年限。凡此福民之举，四方之人，无不鼓舞，圣德传布，一日千里，颂叹之声，如出一口，为我辈人臣示以范例。今后之计：我辈身为人臣当继承神宗皇帝‘励精求治’之初衷，革故鼎新，强国富民，中兴大业。新法之害民伤国者，去之！新法之便民益国者，存之！以爱民为心，其民必富；以益国为本，其国必强！”

这是司马光“革故鼎新”的宣言书，他确定了罢废“熙宁新法”的基调。大多数群臣以“太皇太后万岁”、“皇帝万岁”的欢呼声，表达了对司马光的支持。

这是司马光“革故鼎新”策略的巧妙运用，他举起继承神宗皇帝赵顼大志初衷的旗帜，不点名地抨击了王安石的“变法”，解脱了朝廷百官，赢得了人们的好感，争取了人心。

这也是司马光“革故鼎新”的一次动员，他供奉太皇太后为主帅，用坚定不移的气概鼓舞支持者，主宰着朝政的进展。

崇政殿的这次午朝，给了司马光超越一切臣子的权力，如同十七年前王安石凌驾于二府、三司一样，左相、右相靠边了，当年群臣“以介甫马头是瞻”的情状，今日变成了群臣“以君实马头是瞻”。历史转了一个圈子，时代的角色换了地位。

章惇开始了悄悄的思索，对司马光的“宣言书”提出了怀疑：否定“变法”也是继承神宗皇帝的“大志初衷”吗？否定王安石的一切真是别无所图吗？“新法便民益国者，存之”，空洞的高调，骗人的伎俩！这样的“革故鼎新”不就是“旧制还魂”吗？章惇悄悄的思索变成了悄悄的串连，一股反对司马光的力量也在悄悄地集结，蔡确、张璪、韩缜和京东转运使吴居厚都向章惇靠拢了……

司马光有着把握政治风云的敏感，而且诸通官吏与政情的血肉关系。“崇政殿午朝”之后，他便对朝廷现实的力量对比作了精细的分析，并从王安石“变法”兴衰过程中吸取了切实的教训：介甫之失，不唯失之于操术过急，亦失之于用人不当，任何完美无缺的方略，离开德才兼备的官吏，都是一纸空文。他本是“脚踏实地”之人，又知审官院多年，有着丰富的知人用人经验。为了推进“革故鼎新”，也为了改变自己在朝廷中“忌者甚众，置身其间，如黄叶在裂风中”的艰危处境，便借吕公著由扬州入京奏事，太皇太后征询意见之机，按照自己的“吏治观”，把一份“任贤任能”的名单上呈于太皇太后：……陛下推心于臣，俾择多士。窃见刘挚公忠刚正，始终不变；赵彦若博学有父风，内行修饬；傅尧俞清立安恬，滞淹岁久；范纯仁临事明敏，不畏强御；唐淑问行己有耻，难进易退；范祖离温良端厚，修身无缺。此六人者，皆素所熟知，若使之或处台谏，或侍讲读，必有裨益。徐如吕大防、王存、李常、孙觉、胡宗愈、韩宗道、梁焘、赵君锡、王岩叟、晏知止、范纯礼、苏轼、苏辙、朱光庭，或以行义，或以文学，皆为众所推，伏望陛下记其名姓，各随器能，临时任使。至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等，皆国之老成，可以倚信，亦令各举所知，庶几可以参考异同，无所遗逸……

司马光所荐举的这二十五人，多为王安石“变法”中的被贬逐者，其个人才智，皆为当时俊彦。太皇太后纳司马光所荐，召被贬逐者入京，委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委范纯礼（范仲淹第三子）为吏部郎中，委孙觉为侍讲，委朱光庭为左正言，委王岩叟为监察御史。其余皆暂居谏院、御史台。

这些被贬逐者的重返京都，立即改变了朝廷里的力量对比。这是一群受过委屈、受过苦难的受迫害者，积怨在胸，不吐不快。皇帝赵顼死了，王安石、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离开朝廷了，他们找不到昔日的冤家对头，便把几年、十几年来憋在心中的怨气向现时居于官位的人们撒去。他们蔑视一切权威，蔑视“变法”十七年来的一切，也蔑视司马光苦心诣意的筹划。王岩叟声称“青苗实国民之本，须尽罢去”，朱光庭叫喊“均输富商害国，当尽罢废”，晏知止认为“王安石余孽皆贪黩之人，除恶务尽”，梁焘竟然使气：“三省六部官员，皆当贬逐”。党同伐异之声势甚于十七年前王安石“变法”时的朝臣大换班。这种震荡朝廷的风雨雷电，壮大着司马光的声势，也把一些心存不满的朝臣推向章惇、蔡确、张璪、韩缜、吴居厚一边，朝廷里的一场新的纷争在酝酿着。

但司马光没有被支持者的狂热所迷惑，也没有受朋友们的狭肠报复所左右，冷静地完善着他“革故鼎新”的筹划。他看得清楚，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免行法，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在许多地区已停止施行，且涉及广大农村，一时难以弄清真实情况，即使在王安石执政时期，这些新法的成败利钝，也是一本说不清的糊涂帐，短时期内难见“革故鼎新”之成效。而保甲法、募役法、将兵法，完全是朝廷法令的产物，也是府县政权的根本，迅速罢废，则震动全盘；罢废迟缓，则政令难通。他决定先在保甲、募役、将兵三事上开刀，以收立竿见影之效。遂上书于太皇太后：臣观今日公私耗竭，远近疲弊，其原大概出于用兵，大行皇帝以幽蓟云朔沦于契丹、灵夏河西专于拓拔，交趾日南制于李氏，深用为耻，慨然有征代开拓之志。于是边鄙武夫，自谓卫、霍不死；白面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