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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部分（第2页）

（这里附带说明一下，不少书刊常把本书作者列为保盟的创办人之一，实在不敢掠美。保盟正式宣布成立是在1938年6月，本书作者是到9月间才在广州应邀参加的，在此之前还不知道有这个组织。同年11月在香港，本书作者接任了保盟的宣传工作。宋庆龄本人在1977年4月25日给本书作者的信中也提到保盟的名字是本书作者取的，这是老年人常有的记忆上的差错，本书作者在回信中说明了事实经过。）

人们也许会在发起人名单中寻找史沫特莱的名字，因为她曾同游击队在一起，并在武汉不辞辛劳地为他们征募捐款和医疗用品。但她不在发起人之列。这可能因为还在上海时，她同宋庆龄一度十分密切的关系受到了一些损害，也可能因为她有一种喜欢单独工作而不作为集体一员的难以克制的倾向。尽管在组织上没有关系，保盟同史沫特莱相互合作，而不是像有人猜想的那样成为竞争对手。印度医疗队的巴苏医生记述的一件事情可以作为例子。1938年在广州时，巴苏曾问宋庆龄她对医疗队打算去中共领导的军队中工作有什么想法：

“……她听了很高兴，并说……我们可在长沙或汉口会见史沫特莱，她会安排会见……周恩来……我们的要求必须向周提出。”①

①贝特兰的回忆根据他1987年2月20日从新西兰寄给本书作者的长信以及1986年12月在北京的晤谈。

至于保盟的名字最早起于何时，贝特兰在他的日记中找到了一点线索：

1938年3月某日，“S（指孙）夫人晚宴，保卫中国同盟。”这是在保盟发表成立宣言三个月之前。

实际上，在4月中旬，贝特兰已从香港乘船去美国和英国，宋庆龄要他到这两个国家去宣传保盟。他回忆说，他在伦敦曾访晤苏联大使伊万·迈斯基，他和海弥达·沙尔文一克拉克夫人都认识这位大使。他向迈斯基探询，莫斯科能否许可英国友人捐赠的医药供应品经由苏联铁路运往中国边境，再用卡车接运到西北，以便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应用（如经海运到香港再转运，旷日持久）。迈斯基当时的表示看来是同情的，但说要请示政府。①但这事后来没有下文——可能因为莫斯科已在用这条路线运送武器给国民党作抗日之用，不愿意让人说它实际上是在把东西走后门运给中国共产党。中共不论处境如何是一定会坚持抗战的，而编造出来的“赤祸”却会给国民党内部及西方主张对日妥协的人提供一个借口。在一些令人泄气的事情上，莫斯科的外交策略总是很谨慎的。

①巴苏著书，第36页。

在贝特兰从美国转赴英国之前，即1938年5月间，宋庆龄已带着感激心情写信给他①，告诉他保盟在香港已日趋活跃：

①贝特兰1986年12月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由于你的热忱和辛勤帮助，我们的保卫中国同盟终于开展工作了……我们很感激你推荐了沙尔文一克拉克夫人……一位了不起的帮手和有办法的组织者……我们在这里的圣约翰大教堂举办了一次英美中画展，甚至香港总督也偕夫人光临了……香港大学副校长邓肯·斯洛斯本来怀疑我和保盟是‘一群激进分子出来做宣传’，也专门发表了演说。”

由此可见，保盟那时不但已在开展工作，并且已在扩大——就像它在以后几年里继续做的那样。它通过艺术活动的接触面也在扩大。在当时的中国，最好的艺术家、作家、剧院主持人和电影制片人及影剧演员，都是进步分子。

这一年下半年和第二年，贝特兰在澳大利亚和他自己的祖国新西兰为保盟进行了同样的宣传工作。

1939年中，贝特兰护送一支运输救济物资的卡车队，从香港经由法属安南（今越南）深入中国腹地。①在这支车队里还有英国工业家桑尼克劳夫脱捐赠的新式救护车（附设有手术间）。尽管频频遭受空袭之险，并且“它那美丽的流线型车身去掉了某些东西”（贝特兰语，指这辆巨大车辆的尾部被去掉了不少，以适应公路上的急转弯和太小的渡船），它总算开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感谢同志们’，办事处的人们这样说。‘我们能用上它的’。”

①宋庆龄自香港致贝特兰信，1938年5月25日。承贝特兰向本书作者提供。

同车队一起抵达的还有新来的医生，其中之一是年轻的德国人汉斯·米勒。他同白求恩和几位印度医生一样，在抗日游击队中工作，不过他工作的时间要比他们都长一些——在随同游击队作战时，他有时成为部队里仅存的最高级军官，就由他担任指挥。他一直活到90年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过各项职务，其中一项是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

国民党的封锁越来越严，所以这成了载运保盟物资去延安的最后一支车队。下一支车队是由“公谊救护队”提供的车辆、由两位英国救济工作者押运的，但没有能到达目的地。本书作者多年前对此曾有记述：

“……八吨药品专门打上了美国和英国组织的标记，委托给了英国救济运输单位的埃瓦特·巴杰和菲利普·赖特，让他们送到延安去……听说蒋介石同意了。但到了陕西省一个封锁点三原，这批药物被阻。他们将药物存放在城里大英浸礼会，又与当局洽谈。国民党最后提出，药品不准运到游击队医院去，他们可以分给中央陆军医院。他们说，中国兵不就是中国兵吗，哪儿都一样。

“但这批供应物资终究也没有运到重庆陆军医院去。在争吵进行时，三原地方当局曾逼迫大英浸礼会交出药品，扬言要是不交，便对他们的传教活动进行报复。后来我看到这批药品在西安私人药房内以黑市价格出售。

“……要说在那些战争岁月，由于药物的封锁而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亡，并不夸张。几年以后，当外国记者们（本书作者也在其中）访问解放区时，他们发现三原县没收药物的事已成了典型象征……人们每提及此事，因为自己的同志缺少简单的外科器械或几粒磺胺药丸而死亡，就感到极大的愤怒和痛苦。

“……国民党，正如孙中山夫人一语道破，它划了一条横贯中国的虚构线，在虚构线一边的抗日战争伤兵能受到照顾，在另一边的伤兵则不然。”①

①贝特兰着《穿越中国战场，随救护车赴西北的行程（战地报告）》，《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116—126页。

要成为宋庆龄领导的班子的一员，必须同历史的主流同呼吸——保盟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有鲜明的原则性和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如同宋庆龄本人一样。

保盟的任务，像她经常明白宣示的，不仅仅是人道主义的救济工作，而是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服务。

保盟不接受当时在国外过份流传的观点，即：认为对中国的救济援助应该是一种在中国土地上由外国团体分发的慈善施舍，或者作为施加恩惠或影响的工具。它首创了一种全新的观念——捐赠者和受惠者之间应该是一种共同反对法西斯敌人的平等关系。

同时，在中国国内，它反对国民党政府企图把持同外国救济团体的联系。它认为这个政权不代表中国人民，而只是压迫人民、让人民挨饿；这个政权对侵略者的战斗不多，对那些正在战斗的人进行的干扰却不少；这个政权在分配资金和物资时对于那些抗日最积极的部队加以歧视，或者干脆排斥在外。更坏的是，国民党官员们经常盗窃救济物资（甚至分给他们自己部队的物资也不放过），并在市场上以高价出售，谋取私利。

因此，保盟——它的口号是“帮助中国人民进行自救”——提出，由它自己来担任分配救济物资的受托人，保证由它经手的援助一定按真正的需要来进行分配；如果捐赠者指定是给谁的，一定严格地按捐赠者的意愿办理。

宋庆龄对钱财方面的事情特别认真。每一笔给保盟的捐赠，不论数额大小，收据上都有她的亲笔签字。卡尔逊写道，“在她那鹰一般尖锐的目光下，没有发生过钱被无耻官员吞没的事情。”①

①爱泼斯坦普《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141—142页。宋庆龄的引语见《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