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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我们顺漳河而上，进白雪茫茫的山里，找那群办文学社的穷汉子们。这些生活在最底层，最赤贫的青年人，是怎样生活的，想什么干什么，为生存做怎样的挣扎……我能帮他们传递出什么样的声音，这些是我想采访的。

沿漳河往山里走，河上隔不多远，就落有一座老式水磨房。白雪覆盖的山上，看不见树，偶尔能瞧见马和牛，瘦瘦地站在雪地里。走到中午，小韩指着一个雪山环绕的村庄说：到了！

五十多座土房子，盖在向阳的坡地上。这里闭塞得很，人没钱订报纸，又买不到书，寄一封信，得跑到三十里外的乡上。村里买了两台黑白电视，村长家一台，会计家一台。电视抬回来那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涌去瞧新鲜，结果在院子里等了两晚上，电视机也没调出图像，收不到信号。

我们白天上山采访，晚上下山。在雪地里跑了一天后，腮帮子冻木了，两只脚也没了知觉。

“上炕上炕！”一见我们回来，小韩的妈妈准这么说，小韩的媳妇会拽来被子，揣上搁了糖的热茶。很快，人就暖和过来了。

硬件齐备的大宾馆也住过，很舒服，可缺少的正是这种人气儿，这股子热乎劲儿，更别说会有回家的感觉了。虽然天寒地冻，但有个好向导，有个温暖的家，我的采访很顺利。

在乡上一个不用的农机站里，来了十几个年轻人，他们从四周的村子赶过来，最远的要在雪地里走五个钟头，大雪天，好多人不穿棉袄。

他们办了一份叫《金钟》的文学刊物，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一是学写作学文化；二是为乡亲们办夜校、办医疗室。《金钟》每期，他们要艰难地凑够30　块钱。干这事，又花钱又耽误干农活，好多人都挨过家里人的骂……

这会儿的金钟，是灾区，持续两年的干旱，不知让多少西北人成了缺吃少穿的灾民。在16　万人口的漳县，就有近5　万人缺10　个月的口粮。文学社大部分社员家，一过春节，别说面，连土豆也吃不上了。饥饿离我们像传说一样遥远；离他们，却如影相随。住北京的人，怎能想象出一群连土豆也吃不饱的人，还想着办刊物，想着为乡亲们做好事呢？

分手时，他们抢着帮我拎东西，一直把我送到大路上，好长一截路，　一大群人走得沉默无语，地上的雪，被踩得“嗄吱嗄吱”地响。我走时，他们也没太多的客气话，只是站在路边，望着。走老远了，我回头，看见一大帮人仍站在雪地里。

往北京回时，才觉得两只脚丫又胀又痒，不知不觉中，我的脚上，已长满了冻疮。

自序3

这是我早年的采访手札，那会儿，我曾去过吕梁山、沂蒙山、东北的深山老林，钻过不少回山沟，采访过许许多多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是社会的大多数，是一个记者应该去写的人。直到有一天，有人对我说：“你呀，整个一个‘草根记者’。”

草根记者不好吗？正是这些长在大山里，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用他们的朴实和真诚，打动了我和我的读者，也让我找回了失落已久的心灵感动。

记得一位世界著名的摄影记者说过这样的话：不是我的片子拍得比你好，而是我靠得比你近。

只有走近他们，听到、看到、感受到，才可能真正了解，才可能心有所动，才可能生出情感，也才可能写出感动读者的文字来。

而那些真心的感动，可能正是人幸福的源头。

在这本《幸福课》里，我依旧张开自己心灵的触角，在茫茫人海中，搜寻着那些让我心动的人和事。他们是站在老街废墟上哭泣的大作家；是身上虽落满粉笔灰，却遮不住人性光芒，让学生热泪盈眶的教书先生；是如同一棵被重重压迫下的小树，但挣扎着，顽强地按自己意愿长大的“坏女孩”；是把摄影机藏在化肥袋子里，夜里偷偷进村，拍一部让自己死去活来的纪录片的摄影师……

他们在做不一样的事，但有一点却是不约而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是内心鲜活的人，他们都是随时听候心灵呼唤的人，没有被谁逼迫着，他们是按自己的心意活着，做着那些让自己好，也让别人好的事情。

他们给我上了一堂堂精彩的“幸福课”。

如果你想让我告诉你，什么是幸福？那我现在就可以肯定地回答：不能！

因为，只有你的心，才能告诉你！

因为，你有你自己的“幸福课”！

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富有，可还是不开心呢？（1）

哈佛的“幸福课”

出人意料，去年哈佛最受欢迎的选修课是“幸福课”，听课人数超过了王牌课《经济学导论》。教这门课的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讲师，名叫泰勒。　本－沙哈尔。

在一周两次的“幸福课”上，本－沙哈尔没有大讲特讲怎么成功，而是深入浅出地教他的学生，如何更快乐、更充实、更幸福。

本－沙哈尔自称是一个害羞、内向的人。“　在哈佛，我第一次教授积极心理学课时，只有8　个学生报名，其中，还有2　人中途退课。第二次，我有近400　名学生。到了第三次，当学生数目达到850　人时，上课更多的是让我感到紧张和不安，特别是当学生的家长、爷爷奶奶和那些媒体的朋友们开始出现在我课堂上的时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