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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部分（第3页）

敬礼

郭影秋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二日上海

郭影秋致孔令闻的信

令闻同志：

一月廿三日来信收到。

信中提到的“悔过书”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关节性的问题，不过：①那种情况下的“悔过书”是真的还是假的？②唐辑五有无其人、其事？③即使在不明情况下参加了，只参加过一次会，也只是政治上的幼稚，不能据以断定是“真托匪”，处以极刑。

“一支”、“办事处”，是些什么样的单位？谁主持的？在什么地方？查起来当然要费事，不过魏的经历不是孤立的，总有他的同伴，如刘莹同志等。只要查清了“一支”的情况，如：是我党领导的还是国民党领导的？当时的领导人是谁？有哪些工作人员？在哪个地方？哪个单位里？是否发生过“中华革命党”、“国际无产者联合同盟”　这类的案件？既然有个“县委会”，那就不会只有一两个人，而是有许多人？那个“县”是指哪个“县”？那个县的党史上有无这段历史的记载？这件事虽然很复杂，但顺着魏的同伴经历去摸，我想终究是会弄清楚的。

在托匪名单中又出现了一个单子英，这个人大概就是我记得的七个“真托匪”中忘掉的一个。

“事件”中首先整的是魏，魏的情况弄清楚了，其他情况就好解决了。

目前我们所做的是一种调查研究工作，党史研究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可通过李文同志，和高级党校的党史研究》密切合作，逐步扩大研究成果，也可和他们商量，作为他们的研究项目之一。

小孙说的这个“事件”足“反革命政变”，不像，倒像是个冤假错案。我们的研究的不足意图翻案，而是为了实事求是的弄清事实真象，它是我党在抗日战争后突出的一个重大案件，能把这件事调查研究清楚，也算是对党史研究的一点贡献。

近接到邓克明同志编写的《湖西区日军万人大扫荡纪实》打印稿，还可以。可见湖四革命斗争史还是有人在研究的。你可用教研室的名义向福州军区司令部邓克明同志要—份，以便作下一步的研究准备。

祝

春节好

影秋

（一九八一年）一月廿六日上海

令闻同志：

来信收到。我寄去的关于湖西抗日斗争史的材料和静之同志转你一封信想来也收到了。

“湖西事件”的调研工作，前一段是有成绩的，一方面汇集了大量史料并进行了分析比较的研究；另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问题已逐步揭开。例如所谓七个“真托匪”的问题，朱华、王天章、朱新民已经*；曹广善即将*；牛籍庵未死，还在教书；单子英是金乡人，不难查清；待查清的只有魏定远一个人，已经查出一些材料。四十多年的积案，看来要在我们手里弄清了，这是对党的一点贡献。

现在调研的重点是弄清魏的真实情况，要有凭有据，毫不含糊。只要把他的问题弄清楚，“事件”的错误性质，问题即可以基本上解决。

查清了“事件”的真象，首先是报中纪委备查，因为“真托匪”是山东分局定的，中央也是认可了的，地方党为他们*，中央是否同意也还是个问题。如中央有时间复查那就更好，委托山东或江苏省委处理也可以，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了。

至于是否发表？在什么园地上发表？那要看调研工作是否科学，是否符合真理，是否适合当前的形势，此事不急。在红旗飘飘或文史资料上发表，都是不合适的。

我们党自建立以来，有过很多的肃反事件：中央苏区的打AB团，湘鄂赣的肃反，鄂豫皖肃反，陕北的肃反，详细材料都没有披露过。“湖西事件”的材料能披露到什么程度，还需研究，恐怕还要经过上级批准。此事须要慎重。

此致

敬礼

郭影秋

（一九八一年）三月廿五日

郭影秋致孔令闻、季凤舞等人的信

令闻同志：

来信收到，上报的材料也收到。在写给省委的报告中有一件事须要补上。1955年间，我曾向中央组织部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对湖西锄奸问题，不要在政治运动中再加审查，中央（或中组部）曾为此发了通知，要求不要审查，不列入档案。像这样的大事件，应当提，不然中央和省委会以为我们做事太不周密，太不准确了，我已告诉中士同志。

江苏党史办公室，曾想写—篇湖西抗日斗争的文章，我告诉他条件不成熟。现在，搜集材料并写出文章的单位很多，如：徐州市委，徐州地委，菏泽、济宁地委，单、丰、沛、萧、砀等县委，不只概括地写了过程而且写了人物传，如王文彬、李贞乾、马霄鹏等等。不过他们是各搞各的，县县不对口，县地不对口，更没有人进行综合研究。这件事是个大工程，需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写成一本《湖西革命斗争史》，或分段写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