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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部分（第1页）

陈立夫认为，必须妥善安置，同时又不能让后方省份增加经费。

于是，由国家投资，在内地创办了国立中学31所、国立华侨中学3所、国立师范学校13所，安置了大量教师和学生。

第二，规定各类中等学校划分学区。

1938年，陈立夫主持制定了《各类中等学校划分学区办法》，颁令各省执行。

这一办法要求各省根据其人口、交通、经济、文化发达情形，分别划定三类中等学校（即中学、师范、职业学校）校区，分区设置各类学校，以免重复。

其中学区则注意小学升学儿童之比例；职业学校区则注意配合地方经济之发展；师范学校区则注意区内小学师资之需要。

这一办法的实行，保证了战时中等教育在区域和比例方面达到合理的分配。

第三，统一课程与教科书。

###对中等学校的课程实行统一，1940年公布了《高初级中学教学科目及时数表》，1941年又公布了各科目的课程标准，要求各地执行。

其所用教科书也由###统编，交由各书局印制，发放各学校使用。

以上措施，当时虽有人批评陈立夫“统制思想”，“与民争利”，但在战时特殊情况下，还是值得肯定的，对中等教育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国民教育方面。

国民教育过去为地方政府所主办，抗战时期，陈立夫领导的###也积极推进。

新县制实行后，要求每乡设立中心学校，每保设立国民学校，而学校教育要求有儿童、妇女、成人三部分。

为适应这一变化，###设立了国民教育司，主管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的补习教育。

###还专门拟定了《国民教育法》，为立法院通过后，于1944年公布执行。

为了很好推行国民教育，###制定了《国民教育实施纲要》，计划分期实行，最后使入学儿童达到学龄儿童90％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60％以上。

后仅实施了两期，到1944年，实施国民教育的后方19个省市已设立国民学校25万多所，平均每三保有两所学校，离每保一校之规定，已不太远，入学儿童已占学龄儿童总数70％以上。

应该说，在战争年代，这一成绩是很可观的。

社会教育方面。

陈立夫认为，社会教育虽是无形的，但在日本侵略的紧急关头，社会教育对人心士气的振奋，同仇敌忾心理的激发，是有相当大作用的。

陈立夫对与社会教育有关的文物十分重视，在高校内迁的同时，他分出很大精力主持文物内迁。

文物到内地后，陈立夫亲自勘定馆址，指挥安放，要求尽快复馆，对外开放，以资育人。

除恢复、发展原有的中央博物馆、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外，还在重庆创设了中央民族教育馆、国立礼乐馆、中央美术馆等；在兰州筹设西北图书馆、甘肃科学教育馆、国立敦煌研究所等。

这些机构逐步发展，后来都颇具规模，发挥了社会教育的功能。

为鼓舞人心，宣传抗战，1938年，###还组织4个巡回戏剧教育队，到各地巡回演出，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教育作用。

陈立夫认为电影、播音是最有效的社会教育工具，他入主###后，在社会教育司增设一科，专门管电化教育，1942年创设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并成立电化教育巡回工作队，分赴19个省市巡回示范，深受各地欢迎。

边疆教育方面。

1939年，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陈立夫主持制定的《推进边疆教育方案》，1941年，###制定的《边地青年教育实施纲领》由行政院颁布，确定“蒙藏及其他各地之人民，其语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质者”，为实施边疆教育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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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进展（2）

规定边疆教育由###主管，过去由中央政治学校，蒙藏委员会，中央组织部办的边疆学校，一律划归###主管。

陈立夫深感责任重大，花了很大精力来促进边疆教育的发展。

第一，派员考察边疆各地。

除零星派员到察哈尔、绥远、宁夏、青海、甘肃，新疆等地考察外，###还组织了一个大型的西南边疆考察团，从1939至1940年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考察，了解情况，提出建议，最后由###形成措施，进行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