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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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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明暗自着急，心想根本没有举报者，线索是他们自己找的，怎么回答人家呀？

程维却胸有成竹：“局长大哥，不是我不告诉你，我们报社有纪律，不准把反映问题的人告诉别人，因为害怕出现不好的事情，另外，你也别往我跟你说的村镇猜，我们是随机采访，说实话，具体是谁向我们报社反映的问题，我们也不知道，领导只说你们这里存在这方面的问题，让我们下来采访一下。”

副局长暧昧地笑笑，明显不相信，程维不再理他，自顾自吃饭。

吃完饭，副局长又把自己的车叫来，吩咐司机把程维和杨建明送回省城，告别时，程维对副局长说：“局长大哥，你一定要尽快把钱返还给农民，他们能向我们报社反映情况，也能向别的媒体反映，到时候别的记者来了，你们还是不好办。”副局长连声称是，然后说：“两位老弟，有时间再到天长县来，一定找大哥，我带你们好好玩玩！”

坐在车里，看着路两边飞速倒退的大树，杨建明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

回到单位，站长郑长征大大夸奖了程维和杨建明一番，杨建明得了200元奖金，程维对郑长征说杨建明很聪明，一点就透，再下去两次就能挑大梁了。

郑长征又开始夸夸其谈：“你们想想，咱们省十多个地级市，五十多个县市区，就农电系统而言，不用多了，二十个地方存在问题，一个地方给二千，加起来就是四万，何况有的地方给的还不止二千！拣钱也没这么容易吧，哈哈！”然后又开始安排工作：“程维，你就和杨建明再跑一周农电吧，记住，这十多个地级市所辖的县市区，一定要穿插开跑，一个地级市所辖的县市区，一周只能跑一个，再跑一定要换别的地级市所辖的县市区，以免出说道。”

看杨建明不解的样子，程维说：“你想啊，同一个地级市所辖的县市区的同一个部门，领导见面的机会多，咱们跑一个地方，拿了钱，再跑另一个地方，如果恰巧这两个地方的领导见了面，说起咱们，就会产生怀疑，他们可能会想，咱们这两个地方，同一时间被举报，而且都被举报到了同一个报社，可能吗？是不是记者在整事？不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谁让他们有问题呢？但话又说回来，毕竟没有人向咱们举报，而且咱们是去弄钱的，能小心还是小心一点好。”

回到家里，杨建明还在想天长县农电局到底给了程维多少钱，应该不太少，最起码也得有二三千，不然领导怎么会给他200元奖金呢？这到底算不算敲诈勒索呢？表面看应该不算，因为他们没有管人家要钱，没有说你不给钱我就发稿子，但实际和敲诈勒索又有什么区别呢？到底会不会触犯法律？这样的钱挣得干净吗？杨建明突然有些后怕，有些不想继续做下去了，但转念一想，自己不干这个干什么去啊，再说来钱快，挣得也容易，而且也的确给老百姓办了实事啊？

你农电局有问题，你就应该付出代价，这没什么可说的，就像站长说的，我们给老百姓办了实事，得点报酬也是应该的，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没有开口管人家要钱，是他们自愿给的，就当润笔费了，这在记者行业里是很普遍的。这应该算是一种法律边缘，或者说是空白的地带吧？这样想着，杨建明的心里又踏实了许多。

第二章：最牛的记者

虽然记者号称“无冕之王”，事实上也没有什么特权，比如，记者驾车经过收费站，即使有新闻采访任务，也应等同于普通的司机，没有哪条规定记者就可以免交过路费。然而，当下，一些地方往往把记者当成官员贵宾，毕恭毕敬，不敢慢待。有些记者也被宠晕了头，似乎自己就是有冕之王了。有的自认为掌握着舆论监督大权，就颐指气使，威风十足，说话、做事，全然是一副官场作派。

杨建明到这家央级媒体驻省城记者站来工作，纯属机缘巧合。

两年前，杨建明原本在省里一家都市报做记者，郑长征在另一家都市报做记者，因为都是社会新闻部的，所以在采访省内一些突发事件时，他们往往就会碰到一起，一回生两回熟，渐渐地就有了联系。

省里一共有五家都市报，竞争相当激烈，都说自己发行量最大，新闻做得最好，都以老大自居。这就苦了报社里的一线记者。你要想报纸有人看，在读者中产生反响，新闻一定要做得好，最好要有独家报道，否则发行量上不来，广告就上不来，广告上不来，钱就上不来，钱上不来，那你还办报纸干什么？因此对于不同报社的记者而言，对于同一个新闻事件，如果你报道的内容没有人家全面，甚至*，那你是要挨批评的，长此以往你就得走人了，所以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对于同一个新闻事件，虽说哪个报社的记者都想写得比别的报社的记者好，都想挖出点独家新闻来，因此对于不同报社的记者，他们在内心里是相互排斥的，但同时，为了稿子内容全面，不*，他们又要“合作”，要“相互帮助”，在采访同一个新闻事件时，往往互通有无，这样彼此的稿子就都差不多，谁也不比谁强，谁也不比谁差，也就相互保全了对方。

杨建明和郑长征就是这种关系，时间长了，两人就成了好朋友。郑长征比杨建明早三年进入报社，脑子活，交友广泛，早看透了记者圈子内的一些事情，一年前，郑长征突然从报社辞职，到一家央级媒体驻省城的记者站做记者，之后两人的联系就渐渐少了，而在这一年中，杨建明在报社的日子是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

杨建明到这家都市报来，虽说和其他记者一样，是正式通过笔试、面试被聘用的，但其实他是来投奔主管新闻的副主编的，因为这位副主编是他父亲的一位好朋友，副主编曾对杨建明许诺，只要他好好干，将来社会新闻部主任的位置就是他的。有了副主编撑腰，再加上杨建明恃才傲物，就不怎么把主管他的社会新闻部主任放在眼里，因为稿子的事两人时有争吵，主任碍于副主编的情面，不好拉下脸来，但心里对他很不满意，并时时充满了危机感，他知道，在这个报社，在这个阶段，杨建明就是他最大的敌人，是要取他而代之的，如果他不能把杨建明弄走，他就要被这小子夺权，正当杨建明野心勃勃地向社会新闻部主任的位置冲刺的时候，主任看一些起常规做法既赶不走杨建明，也无法撼动副主编的位置，就走了一步险招，炮制了一个类似于“把纸壳剁碎了做包子馅”的假新闻，事情败露后，省委宣传部非常生气，对报社进行了严肃处理，首当其冲的就是主管新闻的副主编，被撤销了职务，降格到国际新闻部做主任，那个被社会新闻部主任操纵的记者被报社开除，当了替罪羊，而一手炮制假新闻的社会新闻部主任只被停职了一个月，就又继续做他的主任了。这下，杨建明厄运临头，不是自己报的选题通不过，就是稿子写的不到位，一遍遍被主任训斥，稿子被退回修改，杨建明有苦说不出，自知今非昔比，只好忍气吞声。

祸不单行。副主编降为国际新闻部主任后，咽不下这口气，不长时间就辞了职，到南方一家都市报做了副主编，这下，杨建明在报社彻底没了靠山，主任对他更是肆无忌惮，必欲让其走人而后快，正当杨建明水深火热、去意彷徨的时候，郑长征突然打来电话，邀他喝酒。

就他们两个人，说了以前的一些事情后，郑长征问杨建明：“现在工作怎么样？还顺心吧？”杨建明刚刚因为一个稿子的事，和主任绊了几句嘴，心里正不痛快，便闷闷地说：“还能怎样？还不是老样子，整天像驴一样尥蹶子干，憋气又窝火。”郑长征说：“我最近联系了北京的一家报纸，在省里建了一个记者站，正缺人手，你如果愿意就到我这里来吧。”见杨建明有些犹豫，郑长征接着说：“你是知道现在的都市报的，人员流动频繁，工作压力大，说不定哪天你一篇报导出了问题，领导就会让你走人，你和报社没签订劳务合同，保险什么的也没有，可以说一点保障都没有，再说一线记者就像*一样，是吃青春饭的，年龄大了，就跑不动了，到时如果混不上个一官半职的，就只有走人，那时年龄大了，找工作就更难，倒不如趁年轻早点出来，多挣点钱。”

那晚杨建明半宿没睡，想着郑长征的话，更想着自己走与不走，工作嘛，不顺心，正想换一个环境；钱嘛，虽然不算缺，但快要和同居两年的女友结婚，多一点总比少一点好。从这两点看，自己应该走，到郑长征那里去，不仅因为他和郑长征关系不错，郑长征还向他许诺，没有试用期，工资每月3000元，差旅费全部报销。杨建明知道，这个工资标准，在省城也是高的，他现在每月累死累活、憋气窝火才挣到2000出头。他所担心的是，对于央级媒体驻地方记者站，他并没有太多的了解，比如他们怎么运作？工资谁发？主要做什么工作？他没好意思问郑长征，好像对人家不信任，但他更相信，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美事，高额回报的背后必定有高额的付出。思来想去，他还是有些拿不定主意。

大约一周后的一天，郑长征打来电话，说要去下面南岭县办点事，县里有一个旅游景点，全国都有名，问杨建明去不去散散心，杨建明正闹心，便向主任请两天病假，主任马上答应，杨建明知道，主任巴不得他的稿子和名字从版面上永远消失。

到达南岭县已近中午，郑长征对杨建明说：“中午咱们在县农电局吃吧，我去那里采访过，关系处得比较好，已经和局里打了招呼。”正说着，郑长征的电话响了，接起来，正是县农电局打来的，问他们到没到。杨建明笑笑说：“你办什么事，到哪里，我都不管，我只是来散心的，你怎么安排怎么是。”

午饭异常丰盛，有鲍鱼，洒是茅台，饭后，局长专门安排办公室主任带着他们到景点旅游，各个景点一路看下来，就到了晚饭时间，照例非常丰盛，饭后，又安排了县里最好的宾馆。杨建明粗略算了一下，仅这两顿饭就要2000多，便感叹道：“这县农电局真有钱哪！”郑长征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笑道：“这点小钱算什么！我听他们局长说，他们一年的招待费有30万，花不了地花，再说了，他们是垄断行业，天天收钱，富得流油！”

第二天早晨，一把刘局长特地过来陪吃早餐，席间，郑长征掏出手机打电话，拨了几个键子放在耳边，然后放下说：“真不巧，手机欠费停机了，建明，你的借我用用。”杨建明信以为真，忙把手机递过去。刘局长见状，向办公室主任使了个眼色，主任出去一会后，拿了一叠手机充值卡回来，对郑长征和杨建明说：“也不知道你们用什么卡，就买了两样，移动和联通的各500，你们用吧。”郑长征推辞几句便心安理得地收下，反倒弄得杨建明有些不好意思。

又到县卫生局，虽说安排得不如农电局好，但也非常上档次，杨建明便不禁有些羡慕起郑长征来，偷偷问：“你真有面子啊！你是怎么和他们联系上的？给他们发过稿子，还是有什么特殊关系？”郑长征换了一副不屑的神色，说：“别看他们像大爷一样招待咱们，心里指不定在骂娘呢！”见杨建明不解，郑长征接着说：“我以前采访过他们，是负面报导，被我压下了，你想想，我放他们一马，他们还不得感谢感谢我吗？吃点喝点算什么？再说都是公家的钱。”看着红光满面、一副志得意满的郑长征，杨建*想，做记者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混得不错了，回想起自己的境况，不禁感慨万分，真是人和人不能比，记者和记者也不能比呀！

回到省城，杨建明不再犹豫，果断地辞了职，来到郑长征的记者站。

第三章：官场险恶

第三章：官场险恶

新闻敲诈者搞诈骗的操作过程，大多是先抓被敲诈者的“把柄”，即通过种种方法先了解到某单位或某干部有违反国家政策规定或违反社会公德等行为，再以“记者”身份出面“采访”，同时散布中央某机关或某部委派中央某媒体“记者”调查谁的问题来了，以此施加压力，引诱、威胁被采访者与其接触，趁势摆出要“曝光”、要写“内参”稿的架势，逼其讨价还价。若上述做法未达到目的，则将稿子交给被采访者核对事实，要求限期退还，造成“曝光”、发“内参”，“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逼其赶快“花钱消灾”。

郑长征的记者站办公地点在省报招待所三楼，毗邻火车站，交通便利，又因为在省报招待所，便很有几分官气，仿佛一说办公地点，就觉得这个记者站和省报一样重要。把办公地点选在和省直机关、各厅局能沾上边的地址，几乎是所有央级媒体驻地方记者站的惯例，很有做虎皮拉大旗的味道，有能力的直接在衙门里弄几个房间，没能力的也要在衙门下属的宾馆、办事处等和衙门沾边的地方弄个门面，仿佛这个记者站就是官方办的，举手投足、说话办事间便多了几分底气。记者站共五个人，两个负责省城，两个负责下面的县市区，郑长征运筹纬幄，统领全局，杨建明上班后，郑长征马上辞了一个，让他和程维负责跑下面的县市区。

转眼过了半个月，杨建明已经对自己的工作有了全面认识：就是到下面找各个职能部门的毛病，然后以采访的形式介入，让对方拿钱免灾，以此来挣钱。站长郑长征形象地把他们的工作分解为过“三关”：一是线索关。就是要找到职能部门的毛病，怎么找，就是要熟悉各职能部门的收费标准，每项工作的流程，近期国家或部委下发了什么文件，明令禁止什么等等，渠道很多，可能通过职能部门内部的朋友了解，也可以到网上搜。通过了解，杨建明悲哀地发现，绝大多数职能部门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问题，比如超标准收费，收费后不服务，上级已经废止的收费项目，下面还在收等等。杨建明想，这正是他们生存的土壤，如果各职能部门都没有毛病，他们只有喝西北风。二是采访关。你知道某个职能部门存在什么问题，还要有证据，这就要采访老百姓，采访的时候一定要有技巧，比如介入的身份，可以说记者，也可以说是搞社会调查，看情况而定，再比如采访对象一定要有所选择，最好是越穷越好，越基层越好，再比如在采访过程中怎么说话，怎么能把你想要的信息收集到又不让采访对象反感，都很有说道。三是运作关。这关最关键，成败在此一举，在职能部门，最好能见到一把领导，因为一把领导最怕出事，说了也算，介入职能部门后，在办公室，在酒桌上，在宾馆里，说话一定要谨慎，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一定要有所选择，白脸怎么唱，红脸怎么唱，什么时候谁说话，说什么，一定要掌握好火候，拿钱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最好是一对一，以免日后出事，三两千的收现金没什么问题，就当润笔费了，数目大的一定要小心，最好走广告路线。这关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不能开口管人家要钱，否则就是敲诈勒索了，危险太大，原则是灵活机动，类似于打游击战，行就行，不行就撤，不能为了几个钱把自己搭进去。杨建明仔细分析了一下，认为自己可以继续干下去，因为对他来说，几乎没什么风险：他是记者，采访是正常工作，最重要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