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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毛泽东不是什么乡巴佬,而俄国人和中国“布尔什维克人”却常常这样描绘他,这只能说明他们自己的愚昧无知。1935年1月,红军攻占了贵州遵义。15日晚七时,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二十个人来到了柏辉章的宅里的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里。屋内是普通的泥灰墙,红木色的地板和门窗。屋子很空,天花板上吊挂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一张破旧的桌子,二十五把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椅子,大致摆成了一个半圆形,还有一个小铁火炉(当时天气相当冷),以及几个摆得颇为得当,粉红和白色的搪瓷痰盂和烟灰缸。间或,警卫员进来冲茶倒水。这二十个人中有一个人值得注意,他就是周恩来。他承认策略不对头,特别是不应当打阵地战。他勇敢地承认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责任。他自我批评的态度很坦诚,丝毫不想推卸责任。他愿意承担责任的态度给人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周恩来的一生做人都是成功的。他表态使李德感到不安。李德认为周恩来强调了主观因素,巧妙地使他自己同博古、李德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为毛泽东把周恩来和博古、 李德之间划清界限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坚持认为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他们的政策是“防守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还猛烈抨击了未能和十九路军联合这件事。他说,这就使红军失去了一个迂回到国民党防线背后,从后面攻击敌人的大好时机,而周恩来、洛甫和他本人都曾经主张和十九路军联合。由于在此次会议上不能谈论政治,这是毛泽东的策略,所以毛泽东只能点到为止。其实十九路军是非常优秀与爱国的军队,他们的政策和主张几乎是共产党的翻版,让这样一支军队在中国消亡掉,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损失。国民党第十九路军遭到了莫名其妙的挫折。它驻在紧挨着苏区的福建,是一支独立的爱国军队,因在上海英勇抗日而闻名于世,却被蒋介石流放到福建,因为蒋介石惧怕它反日的爱国情绪和对他的政策的挑战。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独立的政府。蒋介石对它进行了剿灭,十九路军寡不敌众失败了。遵义会议结束了。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也掌握了部分军事指挥权。这个韶山冲走来的卧龙出山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经过井冈山的锤炼,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红军掌握了主动权,它在晕头转向的国民党军队之间快速穿插。有时,看来红军似乎正在向东行进,而实际上是在向西走。困惑不解的敌人以为我们在计划渡过长江向北渗透,而实际上我们准备转过身来再一次 打击他们”(红军参谋长刘伯承原话)。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确是场迷魂阵,不亚于当年的诸葛亮。田野里,油菜开始泛黄,小麦一片葱绿,高粱茁壮成长,稻秧翠绿可人,好似一张巨大的绿毯。在桑树成荫的大路上,红军正在行军。他们时而走,时而跑,牵着蒋介石的鼻子到处转。兵不厌诈。毛泽东的计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蒋介石及其将领们被搞得晕头转向,他们搞不清红军的方向。在他们眼里,红军成了令人讨厌的海丝草,这儿有,那儿也有,到处都有。事实上,红军的确是无处不有,无处不在。它能如此分散地同时向各个方向运动,令人难以捉摸。这种神出鬼没的行动,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了。亲自坐镇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宛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打转,“想乘飞机逃跑已为时太晚了”。蒋介石焦急地考虑着,默默地来回踱步,突然急转身对侍从王天锡说:“给我找二十名可靠的向导,弄些壮实的高头大马和两顶好轿子,越快越好”。蒋介石以为兵临城下了,正在准备后事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情报:红军正绕过贵阳,向东面的龙里方向运动去了。经过千辛万苦,红军抢渡金沙江,穿过彝族区,强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毛泽东及其同伴策马沿狭窄的懋功河谷走着。气候温和的山谷里,丁香色的杜鹃花已从墨绿色的叶子中探出头来。山坡上长满了一片片的紫罗兰或是看似紫罗兰的花朵。尽管下着雨,但比起翻越夹金山要轻松愉快得多。毛泽东与张国焘会面了。从两位领导人身上也可看出明显的差别:张的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也肉滚滚的;毛呢,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从毛的身上可以看出红军战士经历的艰难困苦。与毛泽东同行的指挥员只有几个。这是毛泽东有意安排的,他已派三军团的彭德怀和一军团的*,率领大部分人马向不同的方向前进。战乱时期,必要的防范措施还是需要的,也许并不是不相信张国焘。但他们两人已有十二年没有见面了,关系也历来不密切。双方都用敏锐的目光对视着。毛泽东透过张国焘那浅浅的表皮下,看出有一股潜流浸出:怨恨、敌意、猜疑。周恩来也看出来了,当张国焘走到他面前问:“你们有多少人?”他用外交家的语言反问道:“你们有多少?”张说:“我们有十万。”周回答说:“我们有三万。”周的夸张程度比张的要大得多。双方都保守秘密,都不愿坦诚公开。其实双方的力量大约是五比一。照常理说,同是共产党人,何必比之强弱?况且谁胜谁负,也不在于军队的众寡,而在于方略的正与误。张国焘主张南下,毛泽东主张北上,表面上看都有道理,实质上就体现了人的才智。北上是抗日,扛的是抗日的旗帜,号召力强,而且可以壮大队伍。四万万同胞都不愿意做亡国奴,兵源永不枯竭。南下虽然可能一时保全军队不受重大削弱,但长久下去,在国民党军队丛中求生存,不过是与虎谋皮,终究要被虎叼走的。毛泽东必须摆脱张国焘的纠缠,迅速北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的队伍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草地。夏日里,草地是由鲜花编织而成的…朱红色、紫罗兰色、蓝色、黄色、玫瑰色、紫色、白色,天底下所有的颜色,这里应有尽有。春暮季节,草地的气候比爱生气的苏州美女的情绪还要变化无常。一忽儿烈日,一忽儿冰雹;时而下雨,时而大雾,时而又雨雪交加,狂风怒吼,就像魔鬼的恶作剧。黎明时,天气还是好好的,红艳艳的太阳钻出地平线照耀着草地;不到一顿饭功夫,天色突然变暗,乌云密集,开始下着蒙蒙细雨,一切都在雾气中变得朦胧灰暗;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狂风骤起,瞬间又是雨雪交加;没过多久,纷飞的鹅毛大雪遮盖了道路,草地和山峦,白茫茫联成一片;旷野上又刮起大风,风雪中的太阳苍白黯淡,抖抖颤颤。风没有停,雨又下起来了。到了后半响,天空露出了湛蓝,阳光普照大地,白雪消融,使人感到一丝的春意;但当太阳的光辉沉落在黄河彼岸的时候,春意便在冰霜中消逝了。夜间,大地结满了银霜,白皑皑的冰冷刺骨。草地的一天过去了,周而复始。草地依然如故,她宛如一张硕大的魔毯,美丽而又蕴藏着无数的陷阱。走在这片草地上,挪动一步就摇晃,一不小心就陷进抖动的草丛里。泥巴不仅滑,还像胶一样粘,越陷越深,越挣扎陷得越快。掉队之时,人分不清东南西北;饥饿之时,什么都不可食用,草有毒,水也有毒。无奈之后,只得食自带的皮带和马具,粗糙的食物通过肠道排泄出来带着斑斑血污。恶劣的环境,倒下了一片人,埋葬了战友,还没擦干眼泪,又得上路了。这就是长征,挑战生命极限的长征。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类战胜自然的潜在本能,应当是宝贵的财富,可以浓墨重笔地写进人类发展的历史里,让它源远流长。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西安不安
第十六章西安不安蒋介石心血来潮特意将二儿子蒋纬国送去德国深造,带回了德国的希特勒法西斯。他精心打造包装,然后在中国大地上推行。推行之后也收到一定的效果。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件事:军事委员会联络处有一个姓侯的主任。有一次他被召集到委员长的办公室里,结果最后遭到了一顿训斥。也许是受了冤枉,极力为自己辩护,当蒋介石吼道:“枪毙”时,他的脸都吓青了。他哆哆嗦嗦地回到家里,告别了亲人和朋友。几天过去了,他仍然活着。等他缓过劲来时,去找蒋介石的一个贴身警卫打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警卫的话让他松了一口气,但他却成了人们取笑的对象。原来蒋介石常常带着很重的口音吼的那句话是“强辩!”,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有误解,因为那个姓侯的主任是湖南人,他说话时也带着很浓的湖南口音,蒋介石几乎听不懂他的话。这故事传扬很广,还见诸报端,这也是对蒋介石推行法西斯统治的极大讽刺。蒋介石这种圣旨式的语言,对小官员可以适用,对手握大权的大官员就不那么适用了,甚至会带来灾难。1936年12月12日,临潼。残夜尚未退去,四辆军用卡车满载着120名全副武装的军人,打破了沉静的夜幕,向临潼华清池蒋介石驻地疾驰而去。汽车开到大门口戛然停住,军人们迅速跳下汽车,向公馆冲去,与里面哨兵发生冲突,顿时枪声大作。蒋介石的贴身侍卫蒋孝镇正在卧室外值班守卫,听到枪声后,立即闯进卧室把蒋介石拉起来,催促他赶快逃跑。蒋介石忘记了假牙,撩起睡衣,冲向后门。在翻越花园围墙时,侍卫们推举他用力过猛,他掉下墙的另一侧,扭伤了脊椎和踝骨。山坡上岩石累累,夹杂着稀疏的荆棘,没有可以藏身之处。他急促地爬上山坡,翻墙时鞋也丢了一只,双脚被荆棘划破,脚踝几乎支撑不住身体,脊背疼痛难忍。这时恰巧遇见他的一个随员,便背着他向山上跑去,一直跑了约一华里,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藏了起来。张学良卫队营长孙九铭回忆:此时天色即将全明,可以看清楚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起急往山上搜索,恨不得把蒋介石一把抓住才好。忽然跑在前面的陈孝思班长喊着:“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在这里呢!”我应声赶紧跑上前去,只见蒋介石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边,卫队营的卫士们包围着拥护在左右。发现陈孝思和卫士们报告说:“我们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在走动,一会儿又没有了。我们沿着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介石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上下都是尘土。“你们是哪里来的?”蒋介石问。“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九铭?”“是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介石可能看出我不会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叫我们打死委员长。”我解释并催促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蒋介石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疼不能走!”蒋的腰疼是真的,是他从五间厅往外逃跑翻越后墙时摔的。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吧。你腰疼,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扶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张学良为什么要武力抓蒋介石?有时会让人忍不住笑出声来。他抓蒋介石的理由很简单:“今天我忍不住,我对你们说,事情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就是一二九那天,我对学生说,我可以代表委员长,考虑你们的要求,我也可以代表你们,把你们的请求转达给委员长,你们先请回去。当天晚上,我与委员长谈,他先骂我是两面人,怎么可以又代表他又代表学生?这我已不高兴了。但他接着说:这些学生来了我用机关枪打。这可把我气火了,我话都到嘴皮子,我想说:你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我气急了。这话我没有说出来,蒋先生也看我变了脸,我脸都气红了。”就这么两句半话,把蒋介石逼近坟茔的边缘。张学良出生特殊,大军阀张作霖的大少爷,少年得志,平步青云:19岁就授上校,34岁授陆军一级上将。是名副其实的少帅。这个少帅,生活荒唐并且吸毒。但他对此从不讳言,对人可以坦诚相告,对己则自责“堕落”,并多次检讨,一一改过,改过前后判若两人。他年纪轻轻就手握大权,可以说是掌控半个中国。他的性格像其他东北人一样直率,蒋介石曾经说:“张学良年轻,不懂世态险恶,易受他人挑拨。像他这种性格,作他的领袖真是头痛。”张学良自己也承认:“我这个人,脾气坏得很,胆子大得很,要是别人让我捅一个窟窿,我一定会捅两个。”蒋介石这个希特勒的崇拜者,这回撞到张学良这个草莽英雄身上,也该他倒了霉运。蒋介石刚被抓之时,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与张学良连话都不讲,更别说谈判了。蒋介石也许心里明白:他们已经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至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的心态下杀死他。也有可能,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他们会将他交给*,由共产党人去处置。各种可能出现的事态发展,蒋介石像过电影似的过了一遍,但他现在的心态,还没有想出对应的办法,他的脑海里空白一片。他所能表现出来的就是不理不睬,以静制动,等待“援兵”。在双十二事变中,还有一个人是主角,或许蒋介石当时还不清楚,他就是杨虎城。张学良事后对人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当然我们两个人,那是杨虎城不平啊。”又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杨虎城)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挟天子以令诸侯”虽出自杨虎城之口,但是,张学良认为杨虎城出身草莽,不会懂得这一历史掌故。其实杨虎城并非草莽,他跟张学良交谈时,故意暗示他:“我那些小家伙们(他的智囊团)倒有一个计策,等到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不使他离去,我们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张学良先是一惊,而后明白,杨虎城是在推动他,试探他。说双十二事变杨虎城是主角,还有依据。他的夫人谢葆真确系共产党员,在杨虎城的政治部工作。1928年1月,经*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早在1927年冬,杨虎城就要求加入*,他的部队政工人员中,即有*党员16人。1928年10月,杨虎城在日本东京期间,*中央决定批准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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