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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我们国家的铜墙铁壁是人。令人信服的证据是，我们的军人在任何时候，甚至在几乎毫无求生希望、处处都是死神影子的时候，仍然表现出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和对胜利的坚定信念。这一点，对于希特勒的战略家们来说始终是个不解之谜。这种精神上的力量，正如那些意识到自己对时代、对人民担负着责任的人的智慧一样，是不能用普通尺度衡量的。只能以他们所创造的业绩来评介。望眼欲穿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们经受住了一切，我们开始向西挺进，我们打到了柏林！

在我们这样一个没有地主和资本家的国家里，人民早已当家做主，正是对这样的人民所具有的无限创造力的列宁式的信任，成为并将永远成为我军的战斗力，成为我军创造性地完成各项任务的能力的取之不尽的源泉。这一切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敌人注定不能理解的。我们为此自豪，我们为此感激我们的共产党。是党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日子里，就开始在每个人心中建造这样一座精神堡垒，就开始培养锻炼我们去为我们的后代而经受严峻的考验。

伟大的列宁曾经预言：懂得为什么而战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我们懂得为什么而战，所以我们胜利了！让那些反对我们的国家、敌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的人懂得这一点吧：谁去策划新的狂妄的战争冒险计划，谁就将遭到第三帝国的罪魁祸首的1945年5月所遭到的命运！

在我的回忆和思考中所要谈的，就是从伏尔加河打到施普雷河的近卫军军人在炮火中战斗与生存的本领，就是他们在炮火中形成的那种顽强的战斗精神。

远接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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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伟大卫国战争的参加者，在达到勇敢无畏和坚韧顽强的崇高境界之前，都有自己的一段漫长的经历。尽管命运各不相同，但我们都是社会主义祖国——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儿女，条条道路都可以建立伟大的战斗功勋。

我1900年2月12日出生在一个叫做谢列布里亚内普鲁德村的农民家庭里。那时，这个村子属于图拉省，现在它是莫斯科省的一个地区中心。

我12岁那年，就背着背囊离家出走，来到彼得堡挣钱糊口。告别家乡就意味着我告别了童年。我开始过自食其力的生活。

我经常回忆彼得·萨韦利耶夫工厂。这个工厂当时制造响声清脆的马刺，很有些名气。它位于彼得格勒市中心，在喀山大街上。

1915年到了，上工的是一些孩子和上了年纪的人，因为工人们被硬性派到前线，同德国人打仗去了。我们从早到晚忙得直不起腰来。你还没来得及加工头一批锻件，另一捆就叮当作响地扔到了你的脚边。你要钳起烧成雪青色的带角的毛胚，再放进张开大口的台钳里……身边到处都是铁制品、铸铁和钢材。你要想对付得了它们，就得加油干，别想休息。你不想买劲，就别想拿到工资。

中午时分，工厂里闷热得令人窒息，空气中飞扬着稠密的金属粉末，搞得人人嗓子里发痒。双手又沉又重，脊背和双肩就像灌满了铅一样。想喘口气吗，那可不行，领班就在身后。只有上厕所，他才允许你暂时放下手中的活。

要捉弄一下他。我左边和右边分别是两个14和15岁小伙子。我们相互使眼色。一会儿，领班发现了，气得大喊起来：

“你们要是出废品的话”，他在我们眼前来回挥舞着双拳说，“小崽子，我可要教训你们。”

而我们，没有商量，所有人都扔下手中的活，一动也不动地呆着，望着大声吆喝的领班。在他大吵大闹的时候，我们正好休息。

就这样，我们给他上了一课，后来，又教训过他一次……几次以后，他再也不敢对我们大喊大叫了，也不在我们头顶上挥舞双拳了。但活儿并未因此而轻松些。

普季洛夫和奥布霍夫的工人以及喀琅施塔得（我哥哥伊里亚在那儿工作）的水兵，经常来我们这里。

“要坚持妆他们常　鼓励我们。

但是，什么是真正的工人团结，我们当时并不懂。我们的天地只限于窄小的、闷热的工厂。有时，只有一些重大事件的余波传到这里。

但是，城市的大街小巷，象春汛时的河水，喧闹、沸腾起来了。我们的工厂也开始骚动起来。在工作台下，在工具箱里，传单、禁书、政治小册子都开始出现了。我们贪禁地读着这些东西，并转述给不识字的同志。因此，后来发生的2月革命、推翻沙皇的消息传来时，我们一点也不大惊小怪。

“就该这样，我们工厂也该发生变化。”大家心里都这么认为。

但是，任何变化，哪怕是一点变化也没有发生。

“这是什么革命？那个萨韦利耶夫仍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小伙子们愤懑不平地说：“是谁这么喜欢他？”

“谁？这还不知道，”伊万·济明冷嘲热讽地说：“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克伦斯基呗！”

伊万·济明与我同岁。他是个个子不高、淡黄头发、蔚蓝色眼睛的年青人。在那些日子里，他能很快地在错综复杂的政治事件中理出个头绪来，他知道在彼得堡各个角落里都发生了些什么。他在我们中间很有威信。

从第一次见面后，我就与他形影不离了。伊万性格快活，善于交际，精力充沛，极富于幽默感。他嗓音很高，微微有些沙哑，但唱起歌来，声情并茂，十分动人。当万尼亚·济明跳起舞来，他那灵巧的、富于弹性的舞姿，甚至使那些平时最抑郁不乐的人的脸上，也放出愉快的光彩。他绕着圆圈飞转，很轻松地就跳出一些特别花样，他的脚快速地敲着地板，似乎从鞋后跟下就要迸出火星，说实在的，我很羡慕他，并且心甘情愿地向他学习跳舞。有一次，他甚至说我是最有才能的学生，我也以他的嘉许而自豪，并且暗自怀着将来超过他的念头。

但是，没过多久，不幸的事发生了。我永远忘不了1917年7月4日那个闷热的中午，当时我们站在喀山大教堂旁边，那里正在进行着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突然，枪声响了。我们推开人群，推倒了一切挡路的东西，跑回工厂……过了几分钟，锻工安德烈·霍列夫的熟悉身影出现在门洞里，他似乎有些犹豫地迈过门坎，然后停了下来。只是在这时，我们才看见他的双手抱着万尼亚·济明，济明的头很不自然地向后倾着，好象在霍列夫胸前睡熟了一样。

我们把万尼亚安放到一张工作台上。他眼睛紧闭，双手攥成拳头。他那显然还没有碰过刮脸刀的嘴唇上，长着淡白色的茸毛。他的上嘴唇微微地翘起，似乎想大声说点什么，但没来得及。不，我们不信、不愿意相信他已经死了，不相信今后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要知道，他才17岁呀……

万尼亚是让士官生的子弹打死的。当时他正和工人们一起参加游行，高举着要求资产阶级的部长们满足人民的要求和停止战争的标语。而临时政府却命令士官生开枪。

我们大家咬紧牙关，默默地站在万尼亚的遗体旁边。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领班跑来了，他结结巴巴地说，工厂主命令把扰乱分子的尸体从工厂搬出去。但他看到我们坚定的、充满仇恨的目光，就慌慌张张后退逃了回去。大概他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什么都能做得出来。

万尼亚·济明没有亲属。我们讨论了怎样将他埋葬的问题。

那些日子，彼得格勒实际上处于戒严状态。在城市的大街上行走很危险。在通往墓地的所有道路上，都有可能碰上喝醉酒的哥萨克骑兵侦察队或士官生巡逻队。他们都可能让我们挨一顿鞭子或吃几粒弹丸。

要不是我那在喀琅施塔得的水雷教导队里当水雷手的哥哥伊里亚正巧来到我们厂，我们还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是和他的同志们一起到我这里来，当他们知道我们的忧虑后，就决定帮助我们。

水兵们的办法非常巧妙。他们找来一个赶马车的，给济明套上了海魂衫，戴上了水兵帽。四轮马车向孔博格瓦尔杰伊斯基林荫道方向驶去。那里离海军第二支队很近，哥萨克和士官生不敢去放肆。伊里亚坐在右边，他的一个同志坐在左边，他们装成醉鬼。在他们中间，躺着济明，他好象在睡着。

我们目送轮马车到达“五角”楼，然后转向海军支队方向，渐渐地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