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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江哥倒不是完全吹牛，我曾亲眼看到他“快枪手”的表演，接近年底的某个晚上，我约他和他的女朋友晚饭，酒足饭饱后顺便拜访了他的公司。这时候正值纽约外汇开市，江哥说先看看有没有情况，然后径直走到盘房面前看走势。我在银行本来就是负责外汇信贷的，所以也饶有兴趣地在江哥的办公室里看日元的行情，顺便有一搭没一搭地与江哥的女友聊天，突然，屏幕上跳出一个异常的价位，我一拍大腿说可以“偷鸡”（行话，瞬间短线），江哥应该空仓，刚打开办公司的门想通知他，就听到他炸雷般地暴喝一声“50手”。靠！明明应该估空他怎么买？丫*犯糊涂了。还没等我骂出来，这厮笑吟吟地来到我面前，手里拿着一张交易表开始填单，原来那个价位一出现他就沽空了，等我看到时他已经平仓了。

虽然赚到的没多少点，但已经够手续费了，简单地说，客人这50手单的交易扣除手续费基本未赚到什么钱，但并未亏损，而江哥在短短几秒钟卖出买进50手，平仓后的佣金就达到近万元。他得意洋洋地说，鸡哥，今天完成指标了，回家喝酒去。下楼的时候，大堂的“杰尼亚”西装店还没有关门，我们就进去转了一下。那时临近圣诞，雨伞在打折，原价12500一把的打到2折，江哥一口气把仅有的三把全部买下，顺手递给我一把，说是送我到英国工作的礼物。那把伞不愧是意大利名牌，伞面是纯棉的材质，但一点不漏水，伞把是胡桃木的，打磨得非常精细。最牛的是其大无比，张开能把三、四个人罩在里面，用我们“三巨头”的话说，是广州最大的三把伞。

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江哥在大晴天都拎把伞，估计也是自信爆棚。其实这套把戏对于我这个在银行专攻外汇的专业人士来说，还是看得很清楚地：江哥炒期货时就频繁地换手，不过就是为了赚取更多的佣金。我没少提醒他这样频繁的炒作很可能损害了客户的利益，小心报应。江哥总是以不容置疑的口气答道：“对一般经纪来说，那是肯定的了，但我是谁，我可是广州第一快枪手呀！你放心，客户不亏，我小赚，客户小赚，我大赚。”不过事实好像的确如此，江哥不停地这样炒作，应该并未有什么亏损，否则他的客户群也不会越炒越多。　。。

2、王胖&匪鸥：相忘于广州（4）

就是这样，短短半年多，江哥就发达了，具体赚了多少，丫不说我也懒得问。这段时间，他更是踌躇满志，居然想承包那家期货公司，所以不停地来我这，软磨硬挤地让我帮忙找人投资。我问需要多少承包金，他说总共要四、五百万，现在还缺三、四百万，操！做生意有这么不靠谱的吗？我说帮不了你，我不认识这种冤大头！江哥也不生气，继续白天到办公室找我谈“大计”，晚上拉我和缺哥去歌厅酒吧。可也是的，他刚刚升任“美洲部业务总监”，怎么会生气，那时可是神气都来不及，丫身披意大利杰尼亚战衣，脖子上套着华斯度领带，下身穿着日本鬼子最喜欢的绿色格子裤，手里拎着摩托罗拉最新的龟背手机，站在北京路最火暴的台北大舞厅的台阶上，顾盼生姿，旁若无人。

年底的最后一天，我、缺哥、江哥，还有我们三个的女朋友，先去西湖路逛了灯光夜市，然后照例又去中山五路和解放路*接处的“华北饭店”喝大酒、吃北方饺子。我们相约每年年底都会在这聚会并许愿，这是第二次。席间，江哥很快醉了，他拿出一个红色的锦盒，打开向我们炫耀，里面赫然是一对九九黄金打造的小铲子，原来是期货公司老板的礼物，奖励这个左右开弓的“炒家”。

“我明年一定要承包这间公司，赚上你们两个的密码箱加起来都装不完的钱，然后买楼买车！”

我们大笑举杯，头顶绚烂而破旧的吊灯映着红酒杯里江哥眩晕而变形的脸孔。

王　胖　记　忆

（一）

我认识江哥，差不多是在两年以前。那时，他在邻省的一个小城，那里虽然小却非常有名，可以说世界知名，几乎所有的旅游者都要去那个叫桂林的鸟城市。　而我多少与这个小城也有几分关系：我现在的太太——那时还是我的女朋友，就出生在桂林。她当时在那个城市的一间有名气的旅行社做导游，而江哥则在一间最有名的中日合资酒店搞营销订房。当时，用他自己的话说，以为自己混得还不错，虽然不是部门的头，却有很多实际的权力和相应的好处。

“这倒不是因为我做人如何成功，你知道，我做人一贯以失败告终，只不过桂林这鸟地方太小，谁都互相认识，旅游圈就更小，大家都很熟。桂林人表面上都很义气，午夜之后你到十字街大排档坐一坐，保证一起喝两杯后，陌生人都会兄弟兄弟地与你相称，不像你们这些广州人这么势利。”

江哥说这话的时候，全不顾及我与他一样都是外省人，被广东人称为“捞仔”，而且还娶了一个与他同乡的太太。

“所以，有点事大家也都会来找我，我也乐得做好人，把房价降到最低，然后拿点回扣，咱们凭什么让日本人赚得不清不楚呢？”

据江哥说，那时他的收入每月平均在1500元左右，虽然这不是什么大数，但在1992年的广州，我在山口商社的工资也不过就500元，而在桂林，据我所知，一般国家机关人员的工资加奖金也就是200元左右。请原谅我过于强调关于金钱的数目，这对于以后的叙述起比较重要的作用，何况现在的确是一个金钱的社会。

我第一次听到江哥，是大学时我的一个同学谈起的，他说，我有一个同乡很能干，在北大，为人很义气，又能赚钱。我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他在北大开了一个书屋，叫什么“未了书屋”，向不认真学习的北大学生出租武侠小说，又开了一个音响屋，替同学复制流行音乐歌曲。当时我就纳闷，在1986年就把谭咏麟、张国荣引进北京倒是有点让人难以想象。　。。

2、王胖&匪鸥：相忘于广州（5）

第二次听到江哥，是在毕业后，还是我那个大学同学。他说：“江哥现在在桂林搞旅游，据说混得不错，如果有什么可以合作的，你只要说你是我的同学，他肯定会帮你的。”我抽空，便给他打了个电话过去。据江哥后来说，当时他正在试图勾引新来的女同事，电话铃响了，江哥自报姓名后，电话里我如此地自我介绍：“江哥，你好，我是王仔，我没见过你，你也没有见过我，我是刘公仔的同学，他告诉我，只要我们能合作，大家都会很HAPPY！”

每次提起这事，我都否定江哥这种说法，因为毕竟我自己还算是一个谨慎之人。江哥听到我并非十分坚强的反驳，也常一笑了之。不过，江哥是一个相当喜欢夸张的人，甚至说有些浮夸。

后来的事情很顺利，我介绍了几个日本鬼子到江哥的那间酒店住了两晚，最后大家每人分了两千元。据说江哥还想勾引其中一个小日本妹，后来成不成功也不得而知。

以后这种生意陆陆续续都有往来。可以说我们电话通了三个多月，彼此还不知对方长成什么样，但是对于很多细节的处理上，我发现江哥非常小心，甚至有些吹毛求疵。比如说，他在报价时，数额总是989元而不是999元或1001元。这一点让我很满意——我突然有想见见他的欲望，而这时，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

“王仔，是我，在广州呢。”

“啊，江哥，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我来广州考托福的，昨天才到，下星期考试，顺便来广州玩玩。”

“江哥，好像我们还没见过面，有空一定过来坐坐。”

“没问题，大家兄弟嘛，我也是想见见你。”

然后却一直没有江哥的消息。

下一次收到江哥的电话，已经是足足两个月之后了。

“王仔吗？是我，在LOBBY。”

我很纳闷，这小子怎么突然又来了。十分钟后，我终于见到了江哥，虽然我在三年前已经听说过他，和他做了三个月的生意，打了几十次电话。不过他不是一个人，另外一起的还有一个瘦子，一个胖子。

“王胖，这是陈宁，这是赵民，我们准备来广州开一个旅行社。”

说是旅行社，其实是一个无牌的皮包公司而已，在桂林，这种地下旅行社只需要一张桌子，一个电话，一个传真机而已，他们被旅游稽查所称为“野马”，即组黑团斩游客的，我有个做导游的女朋友，因此对此也略知一二。

就这样，江哥来到了广州，你来我往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江哥与我还挺合拍，一起酒足饭饱后，我问他：“江哥，上次你来广州考托福时，为什么不找我？”

“胖哥，你认不认识孙家骏，村井商社的那小子？”

“啊，认识，在外院，他高我一届。”

“那小子真不是东西，刘公仔介绍他到我的酒店，我又去给他开免费房，又帮他办回扣，白天请他在八桂饭店吃野味，晚上还带他去卡拉OK。他临走时千恩万谢，让我到广州一定找他。结果上次我到广州考托福，找他打招呼，哪知这小子不冷不热，说忙，饭都不肯请我吃一餐，这也算了。后来我说，老孙，我来考托福，你知道广外很远，路上又塞车，你住在广外嘛，能不能在你那随便涮一晚，免得第二天迟到。姓孙的他妈的居然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妈的，你们广州人真不够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