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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路，必须立刻旗帜鲜明地喊出这个口号。

7月8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刚刚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毛泽东深知，要促成蒋介石下定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单靠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在全国造成一种声势。毛泽东指定南汉宸，以毛泽东及红军代表的名义同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他自己在7月14日至20日间4次写信或致电给阎锡山，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他又指定张云逸奔走两广当局之间，“求得他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的方针，求得他们开展爱国运动，积极救亡”。他还和张闻天一起致电叶剑英：“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他们要求各事，我们都同意，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在外面与政府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惟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

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共产党的积极主张，一扫国内的沉闷政治空气。要求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热情空前高涨，到处沸腾起来了。“各地的大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各地党部，国民革命军的将领及各地方的军政长官，也表示了他们的积极，提出了抗战的要求。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到处要求行动的统一，并且到处组织了这类统一救亡的组织，这使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前进了一大步。”

在推动国民党进行全国性抗战的同时，红军参战的实际准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7月14日，毛泽东、朱德已向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将领下达“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同时要红军各路将领到云阳集中，讨论红军改编问题，并对红军参战、部队编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18日，延安召开市民大会，毛泽东到会讲演。据当时报纸记载：“演词激昂，听众均磨拳擦掌，热血沸腾，愿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

红军各部已陆续准备就绪，随时准备开赴前线。但是，在南京的谈判却并不顺利，国民党方面在各种问题上处处作难。直到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区和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使蒋介石感到不得不进行全国性的抵抗，否则自身的统治也难以保持，于是，在国共谈判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愿望。周恩来后来回忆：“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以名义，但是到上海打响了，他（指蒋介石）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要我们的军队去打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同国民党经过反复谈判，终于达成协议：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主力红军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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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坚持不同的抗战路线（2）

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依据与国民党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八路军下辖3个师：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第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八路军完成组建后，在毛泽东的筹划下，取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

国民党军队节节失利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平、津失守，华北危急。中国当时陆军兵力约170万人，但装备、训练、火力、机动力均远远落后于日军，空军仅有各种旧式飞机300多架，海军舰艇总吨位不足8万吨，且战斗力极弱。中国守军第29军各部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无法有效阻止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推进，在短短十几天之内，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守军各部伤亡极为惨重，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在战场上壮烈殉国。

上海会战，部队都打得壮烈勇敢。但是，当统帅部一下令撤退，数十万大军就像决了堤的洪水，竟相掉头就跑。国民政府军委会曾于1934年至1936年约两年半的时间，动用了4个师的兵力，在上海——南京之间构筑了两道坚固的国防工事线，作为拱卫南京的外围防御线。1936年秋，蒋介石本人还亲自指挥部队进行防卫南京的实战演习。但是，这些多年苦心经营的防御阵地，却丝毫没起作用。

11月9日，当蒋介石下令从上海撤退时，各路部队争先恐后夺路而逃。混乱中退至第一道防线阵地，部队尚未找到阵地与工事的位置，日军就追了来。于是，大批部队像被赶鸭子似地又向后大溃退。那个兵败如山倒的混乱局面，真使蒋介石这个大元帅痛心疾首，丢尽了脸面。

紧接着，传来南京撤退时的更加令人痛心的大混乱、大溃退。守城总司令唐生智下令撤退，守城部队、政府官员、百姓在一片混乱中争相夺路，城门为之堵塞，拥挤踩死、落水淹死者不计其数。更使蒋介石气恼的是，当日军全力攻击南京时，南京外围的其他部队不但没有主动联络，策应南京会战，反而远远地退离，各自为政，保存实力。

从“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到12月8日国民党军第1战区从黄河以北撤退，5个月国民党军丢弃了绥远、察哈尔、河北三省全部，山西大部（平遥北），以及山东，河南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

客观地说，在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先后进行了平津会战、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等重要战役，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阻滞了日军的推进，粉碎了日军３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但是，由于国民党在政治上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在军事上则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所以，尽管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官兵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正面战场的战局仍非常不利，日军长驱直入，南口战役失败，淞沪会战失败，日军在南京屠杀90天，30万苦难的同胞被杀戮、被活埋、被烧死。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相继失利，广州陷落，蒋介石不得不相继离开南京、武汉，在重庆经营他的独裁朝廷。

特别是由于太原失陷，使国民党军丧失了最后的战略支点。第2战区虽可在晋南继续支持，但已是华北一隅。华北基本沦入敌手，国民党军华北战场宣告解体。日本侵略军则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4条铁路展开于黄河左岸包头、太原、新乡、德州4点之间的地区。在绥远方面：日军中央统帅部于l0月上旬确定在太原作战结束后，关东军察哈尔兵团迅速返回满洲。为确保蒙疆（察哈尔、绥远及山西内长城以北地区）的安全，决定以关东军察哈尔兵团之独立混成第11旅团为基干组建第26师团。师团长后宫淳中将于10月12日到达大同。时当太原作战正在进行，日中央统帅部即命后宫淳先行指挥独立混成第1、第2、第11旅团各一部，以期完成占领绥远的任务。该敌于10月14日占领归绥（呼和浩特），17日占领包头。至此，日军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绥远全省，国民党军在绥远仅有万人左右的马占山挺进军和门炳岳骑兵军。包头陷落后，该部即退入安北以西的狼山地区。在平汉路方面，日军占领太原后，腾出兵力再度发动攻势，从11月中旬起，抽调了第14、第108师团各主力举行冀南作战。国民党军第1战区的近30个师，迄12月8日宋哲元部退走，全部退往黄河以南。在津浦路方面，日军仅有1个师团（第10师团），在德州地区黄河左岸与国民党军第5战区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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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分兵开辟敌后战场

1937年8月13日，日军侵入上海。

八路军完成整编北上出动之时，正值南口前线吃紧之际。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曾审慎分析了南口的战略地位及日军的战略企图，认为南口之役，对于日本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沟通中国驻屯军与关东军的联系，使关内、关外连成一片，以巩固其战略后方，其二，打开进攻华北、迂回西北的大门，为南下（太原）、西进（包头）夺取前进阵地。对于中国方面，南口是保卫华北的前哨阵地，是右翼战线的战略支点。控制南口，日军南下、西进均不能得逞。其欲从左翼（河北平原）进兵，必先夺取右翼（经南口入山西）；不夺取右翼，左翼便不能展开。反之，南口为日军所占，中国军队的华北战线便塌了一半。故华北的安危，系于南口的得失。鉴于南口一役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使用全部红军于恒山山脉，参加南口战役，并分兵一部进入燕山山脉，即以晋（山西）北为根据地，向察（哈尔）东、热（河）南、冀（河北）东发展。这一计划的要旨，是挺进敌人的后方，将战线推进至外长城线　（伪满洲国境），对北平、天津取包围姿态，从侧后出去，钳制日军的正面（南口——张家口）进攻。这一计划的立足点，是希望国民党军持久地坚持华北抗战。

但是，前卫师刚刚出动，国民党军队已从南口——张家口一线溃退下来。而后，国民党军在沧洲——涿州——大同部署了3个阵地，分别阻击沿津浦、平汉、同蒲路3个方面南进的日军。但国民党军统帅部没有正确处理好这3个防线之间的关系，没有防御重心，没有防御重点和纽带，整个战线“裂缝”百出。第1战区布防涿州，第2战区守备大同，而这两个防御区的结合部却无人顾及，敞开了一个200公里的大裂缝。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开赴察哈尔省蔚县地区，进至国民党军涿州、大同两个防御地区的中间地带，以填补国民党军战线的空隙。在八路军开进途中，9月11日蔚县失守。9月12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命八路军统辖于第2战区，第2战区长官司令部遂命令八路军开进飞虎口地区，进击由蔚县向涞源进犯之敌。但命令刚刚发出，涞源又沦于敌手。国民党军溃退之神速，总是如此出人意料，致使八路军更改作战计划都来不及。南口战役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坚持华北抗战还寄有很大希望，不料国民党军溃败得如此迅速。战争的发展趋势表明，国民党军在华北的坚持必不能持久，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不得不从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角度来重新考虑自己的部署。

9月17日，军委主席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肖克、刘伯承、徐向前，传达了军委的决定。这一决定，首先对敌情做了判断，指出，敌人“以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最后击破之，夺取黄河以北。以此姿势，威胁河南、山东之背，而利于最后夺取山东，完成其夺取华北五省之企图。其总的作战方针，是采取右翼迂回。”“日寇右翼之主力又分为3路，均以追击姿势前进：一路沿平绥路东段、同蒲路北段攻雁门关，判断约一师团，占大同后，现未动。一路沿天镇占广灵后，向灵丘、平型关进攻，系向晋绥军行右翼迂回。一路由张家口占蔚县后，有攻涞源之势，系向卫立煌及紫荆关部队行左翼迂回。此两路判断系组成联合兵团，至少2个师团，以第一步中央突破之姿势，达成其第二步分向两翼迂回之目的。”决定中强调指出：“不论如何，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冀、察、晋三省之战略中枢，向此中枢出动兵力，此点已为浑源、蔚县、广灵之被占所说明。”决定中在对敌情做了深入分析之后接着指出：“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建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情况下，已根本不适用了。依原计划执行，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依上述情况及判断，为战略上于机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军进攻太原及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扩大红军本身起见，拟变更原定部署，采取如下之战略部署：

（一）我二方面军（指八路军120师）应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准备在取得阎（阎西山）之同意后，转至晋西北管涔山等地区活动。

（二）我四方面军（指八路军129师）于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

（三）我一方面军（指八路军115师）则以自觉的被动姿势，即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

根据中央军委这一部署，120师师部率第358旅于9月28日到达神池地区集结，随即分兵挺进雁北，在大同以南、以西展开；第359旅调归总部指挥，该旅组成了300余人的地方工作团开赴平山、井陉地区，深入乡村，发动群众的抗日斗争。第　115师于9月18日从忻县地区出发，以临战姿态北上迎敌，9月9日进至灵丘县上寨、下关地区。师指挥机关一面派出侦察分队收集敌情，准备打仗，一面组织地方工作团，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总部随115师进驻五台山。这样，八路军2个师便在两路日军（同蒲路的日察哈尔兵团、蔚代公路的日第5师团）前进方向的翼侧展开部署，第129师进至正太路南侧待机。

实践证明，这一战略举措是完全正确的。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期间，不仅有力的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而且增强了和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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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防御阶段的敌后抗战

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司令杨靖宇

在战略防御阶段（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也是日本的战略进攻阶段。日军于1937年7月底占领了北平、天津后，即沿平绥（北平至归绥）、平汉（北平至汉口）、津浦（天津至浦口）铁路向华北各地进攻。

8月下旬，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陕西开赴山西，加入华北作战。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守前，八路军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举行作战，以小部分兵力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八路军第115师于1937年9月中旬开到以恒山为依托的晋东北地区。9月22日，日军第5师团一部从灵丘向平型关方向推进。9月25日，第115师一部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首战告捷，一举歼灭日军板垣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