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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如果深入分析，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前提条件，而不是谁雇佣谁的问题。“资本雇佣劳动”的前提条件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有两个：分工程度；劳动与资本的力量对比。

很显然，企业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原始社会中，原始公社只是一个团体，不成为企业这种经济组织。在自给自足社会中，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如孟子所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食人，食于人者治于人。”所以，也不存在雇佣关系。到了产业革命时期，手工业得以从农业中彻底分离，形成了企业的雏形。机器大工业使得工场手工业出现，小业主演化为大企业主（你可以称之为资本家，但是，我觉得其意识形态色彩太浓），并与雇佣工人相对应。由此，古典意义上的企业产生了。企业就是“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的机构”。可见，在企业中，雇佣是非常明显的，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具有人身自由的工人只能选择受雇于企业。对工人而言，劳动力是归他所有的一种商品的形式，他的劳动因而具有雇佣劳动的形式。以英国为例，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导致了城市化，农业人口离开了土地进入城市。他们失去了土地，只好设法在城市中谋生。但是，他们只有一双手，没有技能，到企业里面只能从事最基础的工作。而且，最为关键的一点是，社会分工发展不够，市场容纳劳动力的能力很有限，于是，这些人就成了廉价劳动力，相对于企业的需求来说，供给量太大。于是，企业主有足够的谈判优势，而廉价劳动力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接受苛刻的条件。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雇佣劳动的由来。假设全社会只有一家企业只空缺一个职位，但是有10个人（假设能力等方面的条件相同）没有工作。那么，相对于需求量而言，多余了9个人。这些人为了争取到这份工作，唯一的办法是降低薪水等条件。与此同时，企业会压低工资。最终，企业将开价最低的工人雇佣了（也许还会增加几个职位，毕竟，劳动力很便宜）。当然，如果工人的能力有差别，而企业的这个职位的员工能力要求高，也许企业会考虑招收能力强的工人。但是，既然能把价钱压到非常低，也可以用增加雇工的方式，替代能力强且要价高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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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为资本家说话？（2）

随着分工的发展，市场上的企业非常之多，种类也非常丰富。这时，很多领域的劳动力紧缺。譬如，中国目前出现了“技工荒”。在这些劳动力紧缺的领域，假设10个企业共缺10个职位，但只有1个劳动力。显然，劳动力具有绝对的“讲价优势”，在谈判中占尽便宜。假设10个劳动力对10家企业，即劳动力的供求相等，劳动力的月工资为1000元。那么，只有一个劳动力的时候，一方面，是劳动力选择企业，而非企业选择劳动力；另一方面，劳动力的月工资由自己说了算，可能是10000元了。张五常先生为了讨论剥削问题所列举的邓丽君的例子，可以借用过来：邓丽君除了唱歌方面无人能及之外，一无所有，是典型的无产阶级，但是，很多资本家却可能愿意跪着求她跟他们签订唱片合约！

其实，经济学上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背后的原因就是“劳动雇佣资本”。一般认为，美国是一个资本充足但劳动力相对不足的国家，因此，美国在生产、出口机器设备等资本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进口的应该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里昂惕夫对“赫—俄模型”进行了检验，其结果与理论判断恰好相反，他发现美国参与国际分工是建立在劳动密集型的专业化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资本密集型专业化生产之上。这一检验结果与“赫—俄模型”理论推论之间的矛盾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这个问题并不复杂，越是发达国家，其第三产业中软件业等知识产业所占比重越大。所以，要问为什么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口的产品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答案很简单，知识密集型产业也需要很多人力投入，所以反倒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附加值极高（请读者注意，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密集，指的是简单的、知识水平很低的劳动。我在《比较优势理论要活用》中，批评的是把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比较优势产业。这与本文所说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不同）。而技术落后的国家，不肯投入研发费用，只会买了别人成熟的生产线来进行操作，越是先进的设备，越是昂贵，需要的操作人员越少，所以其产品为资本密集型，产品附加值也极低。

总之，前提条件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单纯争论“资本雇佣劳动”或“劳动雇佣资本”，可能是没有意义的。

2003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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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不是激励机制（1）

法律不是激励机制——与陈彩虹、张维迎等先生商榷

法律的功能并非陈彩虹、张维迎等先生概括的那么简单，它的意义非激励所能包括。法律是外生变量，并非机制设计的两个条件。进一步讲，法律应当与市场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在市场参与者违背了它的规定或者精神的时候，它才发挥维护秩序的作用。

陈彩虹先生在《法律：一种激励机制》（载《书屋》，2005年第5期）一文认为，法律“不仅保证社会公平，调整社会财富的分配，还有着保证效率或效益，激励人们去‘做大馅饼’的功能。法律之所以具有保证效率、‘做大馅饼’的功能，在于它能够促使人们自觉、自动、自愿地将个人活动的‘外部性’内部化，进而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

认为“法律是激励机制”，并非陈彩虹先生的发明，正如他的文章已经指出的那样，张维迎教授在其论文集《信息、信任与法律》（三联书店，2003）中提出：“法律的首要功能是保证效率，也就是说，如何使整个社会的蛋糕变大（或使社会成本最小）。衡量一个法律是否合理的首要标准是效率标准，而不是分配标准。”如果进一步追溯，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1973）一书早已提出：“正义的第二种含义——也许是最普遍的含义——是效率。”当然，本文更关注观点问题。

法律的功能并非陈彩虹、张维迎等先生概括的

那么简单，它的意义非激励所能包括

“机制”一词即英文中的“mechanism”，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门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如：市场机制、竞争机制、用人机制等。“激励”是对产出结果的奖励，目的是为了鼓励所预期的行为或者是吸引有能力的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如是说）。斯蒂格利茨还将激励问题简化为“设计一种如何监督和奖励的结构”。激励机制（incentive　mechanism）就是建立一套合理的有效的激励运转系统，使其达到激励的效果。

相对而言，激励机制是一个可调整、动态化的作用系统，而法律是具体的规范，要以形成文字的法律条文来体现，它相对稳定，不可随意更改，是外在约束条件，是社会人行为的底线，经济运行也不能逾越它，其他的游戏规则也是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的，包括激励机制的设计和实施。也许有些“机制”会成为法律，但不能反过来说“法律”会成为机制？恐怕“机制”一词还无法涵盖法律的外延。

我并不否认，某部法律或者某个法律条文在某个时候、某种程度上对提高效率有所裨益。但是，法律的功能不是“保证”效率，它与效率并无直接关系。甚至在某个时候、某种程度上，法律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导致社会成本增加。

实际上，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使违法者受到追究，使守法者得到保护，法律的本质是正义。法律确定的是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可以做的，想做就去做；不可以做的，想做也不能做；法无明文规定授权的，政府权力不得行使；法无明文规定限权的，公民权利不得限制。法律不对人们可以做、想做且做了的给予形式上的肯定。如果说从人们的精神层面上有激励的作用，那也是道德观在激励，绝不是创制法律的最初目的，那是无心插柳的结果，是一种产生积极作用的副产品，更何况这种副产品是否能如愿生产还要看个案中的个人的修行。所以，可以说，法律与效率无关。

如果认为法律是激励机制，会导致诸多不良后果。譬如说，在这样的思想指引下，制定法律的时候单纯地考虑效率，就会因为损害了正义而抑制效率。例如，张维迎先生把法律当作激励机制以后，用来分析交通法规。他说，如果交通法规仅仅约束机动车的司机，固然能够提高他们的注意力，但对行人来说，由于缺乏约束机制，可能会不太注意交通规则，因而还是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交通法规规定机动车正常行使而行人违章，机动车的司机不承担责任，那么对机动车的司机来说就是一种正面的激励，而对行人来说就会产生一种约束机制，行人自然就会注意交通规则了。张维迎先生的分析似乎非常合理，但如果引入其他的因素，譬如道路的资源配置、交通设施的完备程度、决策的民主性等等，其观点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了。如果出台的交通法规采取张维迎先生的看法，就会将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成本转到行人身上，机动车驾驶者因而减少事故预防措施，将使事故发生的概率增加，无法保障行人这一人数众多群体的合法权益，整个社会的成本就被加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