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读书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38部分（第2页）

筏驮摩那当上了地位很低、磨难很深的巴湿伐那陀派修道士。他进行12年沉思反省，在所有这个期间忍受着极度的苦行和贫困。他经常禁食，分文皆无，甚至连一个喝水和乞讨用的小杯和小碟也丢弃了。“虽然他起初还保留一件外衣，但是过一阶段也把它丢掉了，一丝不挂地到处行走。他情愿让昆虫在他裸露的身上爬行，甚至当它们咬他时也不把它们抹去。即使在巡回圣人比在西方更普遍的印度，马哈维拉也因其仪表和举止而常常遭受奚落、污辱和殴打，他毫无反抗地忍受着所有这一切的打击。

玛哈维拉42岁时认为自己终于获得了精神启蒙，在余后的三十年中，他一直在宣讲自己所获得的精神洞察力。他于公元前527年去世，当时已有很多弟子。

从某些方面来看，玛哈维拉的学说与佛教和印度教的学说非常相似。耆那教徒认为当一个人的肉体死去时，他的灵魂并不一同死去，而是重新赐给某个其它生物（不一定是人）。这种死后灵魂转生的学说是耆那教的思想基础之一。耆那教徒也相信羯磨①──　一种认为一个人的行为在道德上所产生的结果会影响其未来命运的学说。从一个人的灵魂里解除堆积起来的罪过的重负，从而使灵魂得到纯洁，是耆那教的一个主要目标。玛哈维拉教导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解除肉体的快乐来实现，特别是耆那教徒应该实行严厉的苦行。值得注意的是把自己饿死却被认为是值得赞扬的举动。

耆那教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特别强调不害②即非暴力学说。耆那教徒着重指出不害不仅包括对人而且包括对动物的非暴力行为。他们食素就是这种信念所带来的一个结果。但是在对不害原则的贯彻执行上，虔诚的耆那教徒远远地超出了这一范围：毫不夸张地说，一位虔诚的耆那教徒不杀死一个苍蝇，也不在黑暗处吃东西，因为这样会无意中把一个昆虫吞下去，造成它的死亡。事实上，一个十分虔诚而富裕的耆那教徒走路时要雇一个人在他前面扫路，这样他就不会无意中把一个昆虫或蠕虫踩死。

根据这样的信条当然就会推出耆那教徒无论如何也不会去耕田。事实上耆那教徒真的不去务农，就此而论，许多其它从事体力劳动的职业也受到该宗教的禁忌。耆那教十分典型地说明，宗教学说会多么强烈地影响一个全体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耆那教徒虽然生息在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国家里，但是许多世纪以来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从事贸易和财务工作。耆那教徒的宗教态度还使他们对勤劳进行奖赏，因此无怪乎耆那教徒是一个兴隆的团体，他们当中在印度从事脑力劳动和文艺事业的人按其数目来说占有很高的比例。

最初耆那教没有世袭制度。但是由于不断地与印度教相互影响，耆那教内部也发展了一种世袭制──虽然远不如印度教那样偏激。同样虽然玛哈维拉从未亲自谈过神，但是通过与印度教的接触，还是表现了对神的某种崇拜。由于玛哈维拉没有著作，因此耆那教可能就不可避免地从印度教中吸收了某些成份，但是耆那教对印度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耆那教在道德上反对用动物作祭品，反对吃肉食，这似乎对印度教的习惯也有显著的影响。而且耆那教的非暴力学说还不断地影响着印度的思想，甚至直到近代还是如此。例如，甘地就强烈地受到耆那教哲学家世利玛维·拉伽强德拉（1867—1900）学说的影响，把他看作是自己的一代宗师，即一位精神导师。

耆那教从来都不是一个人数非常众多的团体，今天在整个印度也只有二百六十万个教徒。这听起来并未占世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但是如果把2500多年间耆那教徒加起来计算，其数目是相当大的。在评价玛哈维拉的影响时，耆那教对其教徒一生所产生巨大的、连续性的影响，甚至也许会比大多数别的宗教对其教徒的影响还要大。

注：

①羯磨；梵文Karma的音译，意译为“业”或“办事”。佛教名词。指僧团按照戒律的规定，处理僧侣个人或僧团事物的各种活动。如受戒羯磨、忏悔羯磨等。在律藏里有专门的“比丘羯磨”、“比丘尼羯磨”，并有各种“羯磨”、“羯磨法”，以作为僧团活动的准则。《四分律行事钞》卷上一：“《明了论疏》翻为业也。所作是业，亦翻为所作。《百论》云事也。若约义求，翻为办事，谓施造遂法，必有成济之功焉。”

②不害：梵文Ahimsā意译。佛教名词。有部大善地法之一，法相宗善法之一。谓以慈悲为怀，不害众生。《大乘广五蕴论》“云何不害？谓害对治，以悲为性。谓由悲故，不害群生。是无瞋分，不损恼为业。”

100。尼尔斯·玻尔

公元1885～公元1962

原子结构学说之父尼尔斯·亨利·戴维·玻尔于1885年出生在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1911年他在哥本哈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不久他前往英国剑桥，在以发现电子而闻名的科学家J·J·汤普森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几个月后玻尔来到曼彻斯特与在几年前发现电子核的欧内斯特·卢瑟福共同从事研究。是卢瑟福提出了原子中心有一个重核，周围有电子，而大部分是空间。这与从前的学说相反。玻尔很快就发展了自己崭新的原子结构学说，他那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论原子和分子结构》于1913年发表在《哲学杂志》上。

玻尔学说指出原子就象一个微型的太阳系，电子在重核周围的轨道上旋转。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差别就在于经典物理学定律认为行星轨道的大小可以是任意的，而玻尔假定原子的电子只能在某些大小确定的轨道上旋转，只有轨道半径使整个原子的全部角动量是普朗克常数的倍数时才有可能，而中介值则不行。每个确定的轨道都具有与其相关的确定能量。当一个电子从一个确定的轨道跃迁到另一个确定的轨道时，辐射出来的光的频率就等于能量的变化再除以普朗克常数。

玻尔学说代表着对经典物理学说的一次彻底突破。一些富于想象力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迅即称颂玻尔的论文是一部杰作，虽然起初有许多其他人对新学说提出了质疑。玻尔学说经受住了关键性的检验，圆满解释了氢原子光谱。长期以来人们就知道氢气遇高温时就开始进行光辐射。但是它辐射的光并不包括所有颜色的光，而只包括某些频率非常固定的光。玻尔原子学说的一个很大的优点在于它从几个简单的假说出发，以惊人的准确性解释了氢原子辐射的所有谱线（颜色）的精确长度。而且玻尔学说预示有更多的谱线存在，这些谱线以前并未观察到，而不久就被实验所证实。此外玻尔原子结构学说第一次明确地解释了原子为什么具有它们所有的体积。由于具备这些令人信服的证据；玻尔学说很快就被公认。1922年，玻尔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1920年哥本哈根成立理论物理学研究所，玻尔就任所长。在他的指导下，众多才华横溢的青年科学家纷至沓来，使该所很快就成为世界上主要科研中心之一。

但是与此同时，玻尔的原子结构学说也陷入了困境。主要问题在于玻尔学说虽然成功地解释了只有一个电子的原子（如氢原子）的光谱，但是它不能正确地预示出其它原子的光谱。有些科学家对玻尔学说在解释氢原子方面的绝对成功深受启发，企图对它稍加修正就能解释较重原子的光谱。玻尔首先认识到稍加修正仍无济于事，必须要彻底加以修正。他本人虽有天才却没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个方法终于在1925年被海森堡等人找到了。他们是在1925年着手于这项研究工作的。有趣的是海森堡和大多数对发展新学说有贡献的其他科学家们都在哥本哈根做过研究工作。在那儿他们通过与玻尔开展讨论和相互间的密切影响，无疑会受益匪浅。玻尔本人立即拥护新学说，帮助推进新学说。他对新学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通过讨论和写作，他促进了新学说的系统化。

在30年代，玻尔把注意力转移到原子核结构问题上去了。他创造了重要的原子核“液滴模型”，还提出了反应堆中的“复核”学说。此外，玻尔还正确指出了参与核裂变的铀的同位素U235，这对后来发展原子弹具有重大意义。

1940年德国军队占领了丹麦。玻尔的处境十分危险，这是由于他坚决反对纳粹分子的观点为众人所皆知，还由于他母亲是犹太人。1943年玻尔设法逃出了被占领的丹麦来到瑞典。他还帮助许多丹麦籍犹太人潜逃出境，否则他们将会死在希特勒的煤气炉上。玻尔从瑞典飞到英国，又从英国飞到美国。在美国，玻尔在战争时期帮助制造了原子弹。

战后，玻尔返回哥本哈根，在那儿领导理论物理所，直到1962年去世时为止。在战后的年月里，玻尔为对原子能实行国际性控制进行努力奋斗，不过没有取得任何成效。

玻尔于1921年结婚，当时正值他从事伟大科研工作的黄金时代。他有五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