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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也拍了一部黄梅调电影《借亲记》。邵逸夫经过市场调查，预见到黄梅调古装片可能会形成一股潮流。经过反复论证，邵逸夫选定了剧本《貂蝉》，而饰演貂蝉的演员则选定了林黛。

林黛当时是“电懋”的当家花旦，邵逸夫为了把林黛挖到“邵氏”，以双倍于“电懋”的酬金打动林黛，使她成为“邵氏”的签约明星。邵逸夫还以相同手段，拼命向“电懋”挖角，使林翠、陈厚、岳枫、陶秦等大牌明星和导演投向自己门下。

一部电影拍得好坏，导演极为重要。邵逸夫把《貂蝉》的执导权交给了李翰祥。

在此之前，李翰祥已与邵屯人的邵氏父子公司签了八年合约，后来自然过渡为邵逸夫门下的导演。

经过群策群力，《貂蝉》一炮打响，在当年度第5届亚洲影展上，拿了五项大奖，只有最佳故事片奖被“电懋”的《四千金》捧走。

接着，仍由李翰祥执导、林黛主演黄梅调古装片《江山美人》，又在第6届亚洲影展上获得“最佳影片奖”。

连续获奖，使李翰祥越发注意电影的艺术价值，有心再拿一个国际大奖。于是执导了“邵氏”的第三部影片《倩女幽魂》。不过，这部影片虽然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参加戛纳电影节的影片，但什么奖项也没拿到。不仅如此，市场反应也极为糟糕——上映时，影院门可罗雀！

照这种路子走下去可不得了，邵逸夫暗暗紧张起来。

邵逸夫早就说过：“我经管邵氏影城是做生意。如果我要拍纯艺术的电影，我不敢肯定这套戏会有多少人中意看！少人看的戏，就少人得益！所以我宁愿向大家都中意的娱乐片着手。”

显然他对李翰祥的搞法不满，不过这时李翰祥名声在外，才只搞了一部亏本的电影，他还不好意思马上责备他。恰好1959年度的“香港小姐”选美开锣在即，邵逸夫决定参与选美活动，从中挖掘电影题材。

邵逸夫以邵氏兄弟公司的名义，参加了1959年的“香港小姐”选举活动。这年10月9日，“香港小姐”决赛在香港半岛酒店举行。

邵逸夫拿出的奖品颇为别致，他向获得前三名的“香港小姐”提供了一份邵氏兄弟公司五年期的演员合约，前提条件是需要试镜。不过，该年度的冠、亚军都没有领取这份奖品，只有季军王丽贞经试镜合格，才签了合同，成为“邵氏”的基本演员，并取了艺名叫莫愁。

莫愁是苏州人，1948年移居台湾，与一谭姓商人结婚，1958年离婚后，参加“香港小姐”竞选并获得季军。成为“邵氏”签约演员后，参加演出过《狂恋》、《千娇百媚》、《花团锦簇》、《杨贵妃》等13部电影。她特别擅长表演风尘女了，大胆火辣，堪称一流。

借这次选美的热潮，邵逸夫开拍了电影《香港小姐》。这是1959年底与日本东宝影业公司合拍的一部歌舞喜剧片，虽然片名为《香港小姐》，但内容却与“香港小姐”毫无关系。或许这部电影的名称首先吸引了观众，加上本身也热闹有趣，最终取得了可观的票房收入。邵逸夫参与选美活动和拍《香港小姐》，旨在倡导旗下导演走通俗路线，但李翰祥似乎“愚钝”得很，仍一味地追求他的艺术品位。

1960年至1961年，李翰祥采用黑白摄影手法执导《后门》，在亚洲影展上拿了十二个奖项，接着又执导了《杨贵妃》、《王昭君》、《武则天》、《倾国倾城》等影片，虽然屡屡获奖，把林黛一路捧上了天，但票房反应却始终不如人意。

这回邵逸夫坐不住了，他跳将起来，高喊：“我拍电影不是为了得奖的，是要赚钱的！”他不仅指责李翰祥，而且使用另请高明的手法，冷落李翰祥。他起用了“邵氏”二号导演罗臻，开拍真正描写香港选美的国语片《旅馆鸳鸯》。

《旅馆鸳鸯》是一部喜剧片，讲述一对年轻夫妇为了职业上的需要，虚报未婚，因而只能到旅店相聚，做一对“旅馆鸳鸯”。后来女主角为了借选美机会赢取奖金，以便购买一套住房，便参加选美。结果她真的当了冠军。可是由于其子在她领奖时呼唤妈妈，被大会发现她原来已婚，就取消了她的获奖资格。

1962年11月8日，该片在香港各家影院上映，由于迎合了普通市民的口味，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

从1958年到1962年间，“邵氏”在亚洲影展中获得大小奖项共计46项，但邵逸夫脸上却挂着愁苦的笑容，他心里总在怀念着《貂蝉》和《江山美人》上映时万人空巷的盛况。这时，他常常以阴郁的目光打量着李翰祥。李翰祥心里也很着急，有心多割舍一点艺术，多从老板的商人立场考虑问题。但苦思冥想也使不出什么新招，结果还是决定在黄梅戏上做文章。

1963年，李翰祥征得邵逸夫同意，写出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电影剧本。由他执导，挑选“邵氏”门下无名演员凌波反串梁山伯一角，祝英台的饰演者为红星乐蒂。

该片取得巨大成功，在香港、台湾等地掀起了黄梅调影片的狂潮。自此以后，港台两地成了黄梅调的天下，几乎无片不是黄梅调。这部影片捧红了凌波。她原本只是在幕后代唱，自从她反串梁山伯一角成功之后，几乎所有的黄梅调影片的男主角都由她反串主演。

《梁山伯与祝英台》既获了大奖又赚了大钱，名利双收，这是邵逸夫最乐于看到的。但该片导演李翰祥心里不平衡了，因为无论他执导的电影赚了多少钱，都是老板的事，他得到的始终有限，因此萌生了离开“邵氏”自立门户的想法。

邵逸夫让邹文怀多次做李翰祥的工作，劝他留下，但李翰祥去意已定。结果还是去了台湾，自组“国联影业公司”，不过在离开香港之前，跟邵逸夫打了一场官司，而且输得很惨（李翰祥的具体情况本书另有介绍）。

邵逸夫是个很善于利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已权益的生意人。他在合约上，每项条款都写得细致、具体，而且对自己有利的写得多，对对方有利的写得少。平时，他对谁都客客气气，或干脆不闻不问，一旦发现有谁违约，他便通过律师告上法庭。自从打赢了李翰祥这起官司以后，邵逸夫动不动就跟人家打官司，比如后来的王羽、陈观泰等，一打就赢，从没输过。因此有人说，邵逸夫得理不饶人。

1964年2月5日，邵逸夫家里也出现了一场灾难，他在新加坡的长子邵维铭遭人绑架了。

邵维铭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法律系，后来返回新加坡，协助三伯父邵仁枚，经营邵家在南洋方面的电影业务。绑架邵维铭的是新加坡当地的一帮黑道人物，他们的目的是索取高额赎金。邵仁枚得到消息后，立即用电话通知香港的邵逸夫。

邵逸夫问：“赎票要多少钱？”

邵仁枚答：“300万港元。”

邵逸夫说得很轻松：“要钱好办，给他们就是了。”

那帮匪徒还算守信用，收到300万港元后便把人放了。

同是这一年，香港影业界也出了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