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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春节期间，父亲和叔父们从外地回来，曾问过我在“大鸣大放”中都写了些什么，要我今后小心谨慎，说是上面已经通知，将对那些在“鸣放”中走过头的中学生严肃处理。当时我不以为然，也害怕重提这件倒霉的事。过去的已经过去，新的生活正在开始，为什么要把过去的事揪住不放？为什么用审问的口气追个不停？可是父辈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不久校长也公开警告我了。3月18日他到班上讲课，一开始就说：“‘大鸣大放’时有一个署名‘邱必特’的同学，写了一张大字报叫《论辩‘正’法和共产主义》，这篇文章肆意歪曲马列主义理论，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极力污蔑共产主义，是一株大毒草。据说‘邱必特’是美国一个反动科学家的名字，看来这位同学十分羡慕他啰！这可要不得呀！”

校长的话象一块沉重的石头，猛砸在我的头上。我顿觉头晕目眩，不知所措。校长分明指的就是我，那篇文章是我写的。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且不说“歪曲”、“攻击”、“污蔑”等罪状，单就那个署名，我是借用古希腊神话里一个爱神的名字，哪里知道美国有个科学家也叫“邱必特”。也可能是校长自己臆想出来的。我不明白校长为什么要这样来理解我的文章，看待我本人。他在讲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时，不是一再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吗？难道校长把我的问题看成是“敌我矛盾”？

我不敢再往下想，我只在心里强烈地申辩着，写大字报时根本没去考虑文章是否有“毒”，更没有想到后果会是怎样。一时想到什么写什么，尽量把看到、听到的都写出来，连别处抄来的也贴出去，还唯恐落人后。除了争取表现，还能有什么目的？无非有一股逞强好胜的心理，大字报要写得比别人多，文章要写得比别人好。通过上学期末的“大辩论”，一些同学对我提出批评帮助，我从中得到教育和启发，也下决心要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并付之行动。看来这一切都白费劲了。（待续）

三、人生劫难——那次“整团”（2）

我知道自己身上确有缺点。就在前几天上学的路上，我看到大街上一位老人倒在地上爬不起来，身上，地上，满是呕吐出来的秽物。他在呼叫别人的帮助。可是许多人从那里经过，看也不看。我走到他身边，闻到一股酸臭味，心里有点害怕。旁边还站着两个人，却不去扶他。我也走过去了，但仍不停地回过头来，只见许多人从他身边绕过去，若无其事地。我受到良心的谴责，几次想跑回去帮他。可是想到那几个观看的人，想到那些漠不关心的目光，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往前走了。我心里还在希望能有人去扶起他，可是没有，直到我看不见的时候。我心里十分难过，可怜自己光有一颗可怜人的心，却不敢鼓起勇气，大胆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我的意志太薄弱了，也许我的道德是太坏了。

为此，一段来我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和报刊社论，反复阅读有关青年修养的书，给自己订了几条规约，迫切要求改变旧我。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

可是校长并不了解，或者认为无关紧要，而一定要从政治上替我找出问题来。他只看到一个人的错误，不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这不是一时可以改变的。不允许我有与众不同的个性，把一个人的个性视为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东西，并企图通过一场残酷的斗争，要彻底铲除它。

我惶恐忧郁，校长也许更要怀疑我是一个“危险人物”，一个“资产阶级典型代表”。我一向不愿意象一些人嘴上总挂着“进步”的词句，逢人便讲自己如何觉悟，如何进步。我认为一个人真正在思想上弄通了就好，就象改掉偷懒的恶习，于自己的将来有益，何必一定要去告诉别人。

对一个人的缺点错误，及时给予批评教育，也许可以收到良好效果。老是揪住不放，特别是当他已经醒悟并正在改正，还要去揭他的底，不断加于指责，就适得其反。只能说明是存心要将人一棍子打死，或等于宣布他自己无能，对教育缺乏信心。

我在心里痛苦地表白自己：“啊！幼苗，我心中的幼苗，你抛弃前躯，破土而出，似有痛改之意。你重新抽芽，长大，你需要的是阳光雨露和耐心细致的照料。粗暴的管园人却说你脆弱，经不起风吹雨打，还说这是劣种长出来的，要‘考验’一番。他们不给你浇水，说要培育‘耐旱’，他们有意让你经受暴晒，看你是否‘坚强’。他们说，不能同情，同情是资产阶级产物。

“我心中的幼苗倔强地回答：原谅我，等我长成一棵大树，再给我暴晒，吹打，攀折，那时我会经受得起。

“一个病人说出的话，可能大错特错，医生总是关切而认真地听着，难过地看着，想尽办法不让他‘胡说八道’。打针吃药都是苦的，还需要食物和营养，还需要关心和安慰。”

到底我是怎样的一个人？难道我不爱我们的国家？不爱我们的社会主义？难道儿子嫌弃母亲几句，就意味着要将母亲打倒推翻？校长的歪曲和指责是为了帮助一个人吗？我越想越不服气。开学初那股兴奋激动的心情，一下子退到九霄云外。迎面泼来的是一盆叫你洗不清、擦不净的污水。（待续）

三、人生劫难——那次“整团”（3）

四月份学校团委布置“开门整风”。一时天空乌云翻滚、雷声隆隆，笼罩着可怕的风声雨势。我象一只受伤的羔羊在茫茫的草原上不知所措，四周是无边的黑暗，恐怖使我叫不出自己的声音。仿佛眼前所有的人都将变成冰雹打在我身上，一场灾难眼看就要降临。

又是停课三天，让同学互相写揭发大字报。并限定每人至少要写一百张。于是大家苦思暝想，竭力挖掘，凡是同学中有自己看不顺眼的，就认定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可以用大字报来攻击。这样搜肠刮肚写完了，再看看别人写些什么，自己改个样也写一张，无论如何要凑上一百。当时教室洁白的墙壁，不一会就被大字报封盖了，再在空间里拉出一行行绳索，然后大字报背靠背粘挂在绳子上，一张连着一张贴，一直垂到地板上，凭空竖起一道道纸墙。校园里往日那种欢快的笑声，愉快的歌声和琅琅的书声消失了，代之而来是一阵阵嚓嚓嗦嗦抖动纸张，令人心碎胆寒的响声。团“组委”和“宣委”拿着笔记本和红笔，在一堵堵纸墙的行列中巡弋，一边给大字报编号，一边作些摘录。整个教室阴沉得象一座监狱，那一行行纸墙更象是一排排铁丝网，可怕而扎人。

我被列为团支部“整风”的重点对象，我的名字十分显眼地出现在那些奇形怪状的大字报上。说我“讲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崇洋媚外”、“娇气十足”、“自命不凡”，还说我“跟党离心离德”等等。我惶惑不安地看着那些横七竖八的字，突然一阵眩晕，“何海生”三个字象一支支利箭，从一张张大字报上射进我的脑海里，瞬间又化为无数个胸前挂着“何海生”牌子的小鬼在我眼前跳动，十分狰狞可恶，但一点不象我自己，只是姓名一样罢了。

我极力克制住自己，我的心已不象前几天跳得那么厉害。担心的事终于来了，再用不着提心吊胆。倒是害怕另一种情况发生，面对一张张揪人心肺的大字报，别让自己的感情有丝毫冲动。任何表情上的变化都可能引起旁人的猜疑，以为我对提意见的同学不满，对大字报有抵触。要知道，任何流露出不高兴的样子，后果都会更加严重。我在心里不停地安慰我自己，相信一切都会过去，不知道羞涩和难为情，象置身于炮火弥漫之中，顾不得满脸硝烟尘土一样。

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我给自己也写了两张大字报，因为报纸上曾经赞扬过这种自己揭发自己的行为。但是我的材料是捏造的，我确实找不到自己对党有什么过错。我还在天真地希望这一行动可以得到团支部的肯定，可以获得宽恕，减轻自己的“罪责”。

同时被团支部列入这次“整风”重点对象的还有两位同学。一位是班长，“三等甲”学生，听说他的家庭比我们更有钱，更加“资产阶级”，而且社会关系颇为复杂，所以要“整一整”，“考验”一下，看他“在关键时刻是站在哪一个阶级的立场说话。”另一位是班上的“老前辈”，当时已有妻小，从小当店员，是共产党给了他上中学的机会。凭着“工人阶级出身”这块红招牌，他经常在班上大言不惭地盲加评论，虽说都不是关于政治的问题，却每每针对班上的几位头面人物，如团“组委”和“宣委”之流，偶而也涉及学校领导当局。因此他们说他蜕化变质，是“工人阶级的败类”，决定在这次“整风”中，也矫正一下这只不准时的闹钟。（待续）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三、人生劫难——那次“整团”（4）

4月12日团“组委”把我叫到一颗树下对我说：“支部决定让你公开接受群众的审查。你犯的错误是严重的，要老老实实向组织交代，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我表示不能理解，并趁此机会把心里的想法都抖出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整团”会整到我的头上来。是因为“鸣放”？还是因为我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我不得不把自己一段来的表现宣扬一番。可是团“组委”根本不想听我的解释，他只要我的检查。

我的初次检查（即“交心”）送上去。学校团委书记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我急促不安地在他的床沿边坐下，眉头皱得结起一个大疙瘩，极力要把一颗想逃走的心锁住，眼睛死死盯住墙角，仍然掩盖不住自己的恐慌。团委书记似乎不想看我这付表情，一会儿望着我的脚，一会儿又回头去看他桌上翻开的一个本子。他问我这几天有什么想法，说我的“交心”很不好，没有触及灵魂，不敢上纲上线，已经到了“危险的边沿”，要我把跟朋友交谈的话，通信的内容，统统写出来。要我在班上公开作检查。

我极力表现出诚恳，把一切都承诺下来，丝毫没有考虑别人的批评是否符合事实，团委书记的要求我该不该照办。我唯一的想法是赶快让我过了这一关。我象是别人手中的猎物，要怎么处置是他们的权利。我只希望早一点毕业，好离开这可怕的地方。我已经不去想自己的理想，只要能离开，干什么都行。我不敢预料将来的结局会怎样。4月14日学校已经开除了高三丙班陈龙泉同学，说他在“大鸣大放”中“思想极端反动”。

从团委书记那里回到家，我把自己紧紧关在房里，无力地躺倒在床上，想着前前后后恶梦般的一幕幕，心里有一万个“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当初叫人“鸣放”，如今却要找碴儿；我不明白自己出于积极表现，如今却得到相反的下场；我不明白自己已经醒悟，如今还要遭到摧残。我不敢让家里人知道这些，宁愿自己承担痛苦，我唯一能做的还是在心里不断地安慰自己：只要过了这一关，一切还会好起来，时间会医治任何创伤。但是如何能过了这一关？我没有把握，我并不想隐瞒自己的错误，也不懂得怎样隐瞒。我的社会关系没有重大问题，家庭所有成员也都是清白的，可以说我没有一点反动基础要这样干，更不是出于“对党对社会主义有刻骨的仇恨”。

也许在我思想趋于成熟的过程中，受一位朋友的影响，读过不少外国古典文学：巴尔扎克的、莫泊桑的，托尔斯泰的，还有莎士比亚戏剧、泰戈尔诗集等，都使我如醉如痴，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的至理名言，我抄了整整一大本。可以说，凡学校图书馆里有的世界名著，差不多没有漏过，学校图书馆没有，就跑到县图书馆去借。

同时我还写下不少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把作品中表现的那种缠绵悱恻的情怀，温文尔雅的谈吐，以及理想美满的婚姻，作为自己模仿和追求的目标，企图充实自己的思想，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可以在同学中显得学识渊博，风度翩翩。虽然它曾使我的思想境界开拓得很宽，从简单的认识进入复杂的想象，从充满好奇的了解到兴致勃勃的追求。在精神上我走进了一个虚幻的社会里，一个不存在于这里的社会，导致自己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远。

我曾经看不惯周围的人，嘲笑他们“粗鲁”、“庸俗”，没有“绅士风度”。言谈中少不了引用外国怎么样。

但是，反“右”斗争又给我另一种现实，一种不可理喻的现实：说一句南洋货比中国货好，就是崇洋媚外，攻击社会主义；说统购统销过了头，害得农民吃不饱，就是污蔑党的政策，对现实不满。这些本来就是事实，为什么不能说？有些人是真心实意要帮助党“整风”，希望党改正错误把国家治理好，不料却得到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并永世不得翻身。这哪有一点言论自由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我曾对一位朋友说过：“叫大家‘鸣放’，然后再来捉‘右派’，真是诡计多端，用欺骗網罗群众，有多少老实人好心得到恶报，今后谁还敢提意见。”我认为没有反“右”斗争，自己跟党是同心同德的，有了反“右派”，自己反而走到“右”派那边去，至少我是同情“右”派的。

补充检查写完了，暂时松一口气，觉得该写的都已经写出来，交上去就坦然地让他们去裁决吧！我始终认为自己不是那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人，也不是什么“典型的顽固不化的资产阶级分子”。我觉得团支部实在是找错了对象。真正在内心上跟党背道而驰，对党的一切都表示怀疑的人，他们并不知道去发现，却只会向这些老实听话的人下手。　（待续）

三、人生劫难——那次“整团”（5）

4月18日我第一次作公开检查。事先团“宣委”已把我的“交心”贴在教室墙上，还在上面肆意用红笔打了好几个记号，加上十分主观的批语，他是故意要剥光我的衣服，让我在同学面前示众出丑罢了。班主任和团委书记也来参加。我的声音很低，精神上的折磨使我完全变了样，不再是活泼天真的，也没有显得尖锐好强。我好象一下子衰老了，还没有到开花结果就枯萎掉了。也许由于从小受安分守纪的家庭教育，我对政治权力就象对上帝那样恐惧，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触犯它。就是“大鸣大放”写大字报，也纯粹是出于对权力的服从。如果不是学校如此鼓动，我绝不敢那样无所顾忌。那时却要我在他们造成的苦果上做替罪羔羊，这是多么不公平！我没有把检查书上所写的全都念出来，有一些是违心的，我实在说不出口。

检查完毕，自然是一些人要站起来批判，当时叫“帮助”，那连珠炮似的发言，更象是一阵夹着粗沙碎石的沙尘暴，没头没脑地打过来。

首先是团“组委”介绍一段来他们所作的“调查”，和公布我的“错误事实”：“大家知道何海生是我们班上的高材生，也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这次我们要去他们的街政府了解情况，他竟连街政府在哪里都不知道，真是‘一心只读圣人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可是在‘大鸣大放’中，他却一反过去，公开跳出来猖狂向党进攻。从他写的大字报上充分显示出来。比如去年12月17日一篇题为《一道围墙》的大字报，贴在*楼南面的墙上，恶毒攻击政府机关脱离群众，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