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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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纳伯特根本无法适应和平年代的安稳生活。1992年以来，他管辖的中东、非洲地区，一直风平浪静，“这简直是浪费人生，我看只有南斯拉夫的战火和索马里内战还有点刺激。”在令他兴奋不已的机会到来之前，纳伯特只好无可奈何的帮太太抱刚刚出生四个月的女儿。尽管他在酩酊大醉后四处夸耀开罗是生孩子的宝地，他将守着娇妻幼女安享天年，可现任美联社文字记者的纳伯特夫人心里明白：要么把老公送上战场玩命；要么任他在家里酗酒发疯。

断腿巴利

断腿巴利在贝鲁特弄断他那条他自诩为比玛丽莲·梦露的玉腿更直、更长、更性感的右腿已经将近十年，那时他比现在要精神得多。当年，数不清的黎巴嫩姑娘缠着这个十足的北欧海盗船长型的小伙子。据称他的祖辈来自挪威，他的姓。“伊文森”是挪威贵族才敢用的大姓。断腿巴利讲过一个他祖上的故事，据说当年他爷爷的爷爷是一帮北欧海盗的头子。一天爷爷的爷爷又洗劫了一个小岛，照例扯开嗓子大吼：“我抢劫！我强奸！我……”话音未落，一个房门应声而开，走出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妪，口称谢谢，一下扑到爷爷的爷爷面前。日后，这老妪成了巴利的爷爷的的奶奶。尽管巴利持有美国护照，但他总是认真地强调：“我真是挪威人，不是美国人。”

十年前，欢蹦乱跳的巴利是贝鲁特战火中最活跃的突发事件摄影记者，哪里出了乱子那里准有他。也许是因为他太欢实了，一颗迫击炮弹在他“裤裆下爆炸”，多亏上帝有眼，仅炸坏了右腿。

我第一次听说断腿巴利还是海湾战争正酣之际，当时我正单枪匹马地从“飞毛腿”横飞的特拉维夫绕道尼科西亚、开罗、安曼重返巴格达。我的北大老校友、中国驻伊拉大使郑达庸一见面就塞给我一封信，还神秘地挤了挤眼睛：“这可是美国来的！”能在炮火连天的巴格达看到扔炸弹的美国人的来信，本身就挺幽默。信是我的老朋友、世界新摄影大赛金牌得主阿龙·瑞宁格写来的。他在信中列数战争罪恶，劝我还是离战争越远越好，并引用《圣经》上的一句话：“玩刀者，必死于刀下。”知道我为人固执，阿龙特别提到我的好友、《时代》周刊摄影记者巴利，在贝鲁特险些丢了性命。

在阿盟外长紧急会议上，我第一次碰到头戴迷彩牛仔服、一瘸一拐的断腿巴利，我走上前去：“打扰了，我猜您就是断腿巴初，我是新华社摄影记者、阿龙的朋友。”巴利斜眼有西部片中才有的姿势从下到上打量我一番之后，才猛拍了一下我的左肩，用中文说：“知道，阿龙说你总穿红的。”看到我惊讶，他炫耀道：“我在哈佛学过中文。”从此，我和断腿巴利成了哥儿们。

随着安理会制裁利比亚的748号决议生效之日迫近，中东地区的各国记者跃跃欲试，纷纷伺机进入利比亚。巴利拖着瘸腿、开着“七九”式美军吉普一日三遍地往利比亚使馆跑，准备凑齐一伙胆大妄为者结伴远征、穿越撒哈拉沙漠直取利比亚。就这样，我被断腿巴利引荐给美联社的莽汉纳伯特：“鸭子有辆三菱山猫，我们要一直开到的黎波里。”，尽管这次行动最终夭折，但从此我们三人几乎形影不离了。

在开罗，诸如航空母舰通过苏伊士运河等消息往往得等到西方传媒播发后，新华社中东分社才抄收转发，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的文字记者几乎从不到场。作为摄影记者，若想采访到正在发生的新闻，只有依靠外国记者朋友提供信息，而巴利和纳伯特的消息正是全开罗所有记者中最灵的。他们都娶了当地女人，BP机、大哥大不离身。从住宅到办公室，为他们通风报信、提供新闻线索的形形色色人员来来往往，他们深深地扎根于当地社会，疯狂地吸吮一切有价值的信息。每当有航空母舰通过苏伊士运河之类的重要新闻，我的“酒肉朋友”纳伯特和巴利都会主动打电话通知我：“鸭子，开上你的车！”因为在中东所有新闻机构中，新华社的汽车是首屈一指的。在开罗，拥有“奔驰”轿车的新闻记者只有中国人，这一点令外国同行们大为羡慕。

几条大汉挤在我的吉普车中，享受着空调冷气，往返几百公里热带沙漠。沿途轰轰烈烈的各民族的粗俗笑话争奇斗艳，各种语言的脏话不绝于耳，我车中的白菜馅包子也被当做三明治，用军刀切成若干等份，每人一口。

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军两次轰炸巴格达前我都在酒桌上得到了消息，只可惜我周围但求无过的作风阻碍我与这帮抓“老鼠”的“大公猫”一同前往，一再坐失抓住好新闻的良机。巴利现在娶了一名正在开罗美国大学念书的埃及女人做太太。开罗美国大学是与贝鲁特美国大学齐名的美式贵族学校，穆巴拉克夫人苏珊等名媛皆毕业于此。巴利那位温柔富有的太太在尼罗河心泽马利克岛上买了一套公寓房，准备安下心来过日子。可巴利积习难改，仍背着沉重的摄影包为《时代》周刊玩命。

1992年埃及大地震，我在海利波利斯一幢倒塌的十四层大厦中与一瘸一拐的巴利不期而遇。当时他正弯着那条完好的左腿往一块断裂的水泥预制板上爬，他那大眼睛的埃及太太在后面用力抱着他那条残腿往上举。

巴利喜欢穿黑帆布工装裤、黑色“阿迪达斯”运动鞋、背黑色“多姆克”摄影包一瘸一拐地走。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他吃力地捋起右裤腿，眉飞色舞地给簇拥着他的崇拜者们讲贝鲁特那颗炮弹如何命中他的裤裆，险些废了他，可他福大命大，最终只断了右腿。急救手术时他又如何镇定自若，矜持幽默，令医院中的女护士泪水潜然。《时代》周刊至今坚持每年让巴利回一次美国，对他那条断腿进行理疗，可每次理疗之后，巴利似乎比往日更瘸。

巴利特别喜欢中国的“双喜”香烟，我总把使馆的朋友送我的香烟转送给他抽。按他的理解“双喜”（Deuble　HAPPinese）有同性恋的暗示，像中国的京剧，吓得我赶紧表白我和大多数中国人绝无此雅兴。巴利说他曾抽过一种“长征”（Long　March）牌的中国烟，味道之妙至今难忘。每逢人多的时候，巴利总是炫耀他的两句半中文：“我说北京话不说广东话，我吃广东菜不吃北京菜。”车轱辘话连念十几遍，声音越念越大。最后，得意地歪头环顾一周后宣称：“我和鸭子在一起总说中文。”其实，巴利能讲的中文满打满也就两句半。

闲暇时，巴利常开着那辆老掉牙的美军吉普沿尼罗河兜风，两听啤酒落肚，遥望无穷远的泪眼便没了焦点。

患难与共的河野

当我从海湾战场归来，出乎意料地接到日本共同社记者河野从外交公寓打来的电话，想不到这老兄竟真调到北京任常驻记者，电话中他迫不及待地要来一睹我是否还完好无损，我弄不清是哪位“太君”编造了我已暴亡的神话，乃至在开罗机场碰到一个叫小原洋一郎的共同社摄影记者，竟怀疑我是个冒牌货。

河野是我北大时的校友，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系，后留学北大进修中文，毕业后任共同社驻京记者。1989年夏曾在北京工作过，1990年亚运会期间他为我拍的《毛主席外孙在亚运村》配写过文章，想不到在海湾战争爆发前夕，我们在巴格达再度相会。美联社摄影记者多米尼克称此为“世界级捣蛋鬼”的又一次大聚会。

战时的巴格达，且不说军警宪特，光是革命觉悟极高的老百姓就让你对付不了。为博得好感，我将摄影背心前胸和后背都缝上五星红旗，并用阿语、英语大书“人民中国”。经验丰富的河野对我的装束大为赞赏，看着他艳羡的眼神，我许诺，如果打完仗彼此都还活着，我一定送他一面同样的红旗，激动得河野用力握了握我的右手：“患难与共。”此后，河野无私地与我共享新闻线索，还将共同社的底片传真机无偿供我使用。在他的帮助下，我拍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作最后努力的照片在日本被广泛采用。

战争爆发后，河野不顾轰炸，驱车700多公里前往伊拉克边境采访。知道我囊中羞涩又自尊心极强，他装作漫不经心地拍拍我的肩膀：“上我的车，快去买些食品和水！”途中，我的相机遭没收，人被扣押，多亏河野破费“皇军”的硬通货千方百计营救，我才得以继续上路。

在约旦河谷地，河野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