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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他为总理起草1956年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报告。随着国内建设形势的变化，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政策也有新的发展。五十年代前期，知识分子经受了许多锻炼，政治上有很大的进步。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成为中央领导同志关注的问题。当时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决定在1956年初召集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中央专门成立了”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负责准备工作。乔木受总理委托，起草总理在会上的报告。那大约是在1955年下半年。

乔木接受这个任务的那一阵子，心情特别好，全身心地投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之中。乔木在过去协助起草有关的中央文件时，总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些思想观点对乔木早有启发，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总理有很多共同的认识。此前中央又组织了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系列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丰富的材料。乔木在家里把那些重要的材料和文件摆了一长条桌，仔细翻阅，着手起草。他没日没夜地伏案工作。常常是我一觉醒来，他的书桌上的灯光还亮着，他还在忙碌。正如他的诗中描写的那样，“心头光映案前灯”。大约忙了两个多月，到11月份起草工作有了眉目。这时总理经常让乔木到他那里去，商讨起草报告中的各种问题。过了1956年元旦，报告的草稿出来了。总理又多次召集乔木和其他部门的负责同志及”十人小组”的同志，反复讨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记得在正式开会前的一天凌晨，他从总理那里谈了一夜回到家，很高兴地告诉我：”对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总理的意见通过了！”我知道，乔木在起草过程中，根据总理的指示，在报告中提出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点。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多少年来，特别是建国初几年，总是把知识分子看作附在剥削阶级皮上的毛，这个报告的新提法，实际上是给知识分子解脱了”剥削阶级”的帽子，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我就是在当时那种加强科学技术工作的形势下，调到中科院工作的。

1956年9月15日下午，一次盛大的历史性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此时，离1945年的中共“七大”已经整整十一年了。

为着起草中共“八大”文件——毛泽东的《开幕词》、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周恩来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等，毛泽东的三位秘书处于高度忙碌之中。

就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毛泽东还给三位秘书写了这么一封信——

伯达、乔木、家英同志：

（一）“党的领导”部分，看了一遍，可用，估计不会有太多的修改了。但是一定还会有一些修改。我们都要睡觉。你们在上午十二时以前改好后，直接交尚昆付翻译和付印。

（二）开幕词又作了一些修改，已去打清样送你们，请再加斟酌，于下午交我为盼！

毛泽东

9月14日上午六时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所致开幕词，最初由陈伯达起草，毛泽东阅后不满意，以为“扯得太远”，改由田家英另起一稿。

胡乔木主要忙于和陈伯达一起起草政治报告。另外也协助周恩来修改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在中共“八大”，胡乔木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紧接着，在中共“八大”闭幕的翌日——9月28日，召开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会议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胡乔木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当时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是：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

候补书记为：刘澜涛、###、胡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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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2）

从此，胡乔木参加中央核心会议，不再是列席者，而是出席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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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

刚刚从起草中共“八大”文件的忙碌中透过一口气来，胡乔木又陷入新的忙碌之中。

毛泽东把一个大任务交给胡乔木：写一篇大文章，驳斥赫鲁晓夫！

这篇文章便是著名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中共和苏共产生严重的分歧，是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开始的。

以朱德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出席了苏共“二十大”。

2月24日夜，苏共“二十大”举行重要会议。苏共没有请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其中也包括中共代表团。虽说他们事先向中共代表团打了招呼：“我们党对于中国共产党是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但是对于别的党就不一样了。只是不便于单独邀请中共代表团，请你们原谅。”

那是一个不平常的夜。赫鲁晓夫通宵达旦作了秘密报告，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苏共倒是真的没有把中共代表团当成外人。很快的，便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速记稿，送给了中共代表团。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面地否定了斯大林，批判了个人崇拜，引起了中共代表团的震动。

苏共“二十大”结束后，由于团长朱德还要继续出访，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速记稿由邓小平带回北京，毛泽东读了秘密报告震怒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也为之震惊了。

毛泽东指出苏共“二十大”两大原则性错误：其一，全盘否定斯大林；其二，所谓从资本主义“和平过度”到社会主义，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不能容忍赫鲁晓夫的“离经叛道”的行径，决定公开予以驳斥。

毛泽东嘱咐陈伯达起草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阐述中共的观点。于是，陈伯达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此文于1956年4月2日打出清样。毛泽东嘱“立即送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然后于3日下午召集上述人员开会讨论，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