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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

作者┃王柯　　　摘编┃曹林

1935　年　9　月，日本“*回教研究家”若林半带领两名弟子，用了大约两个月时间，访问了上海、南京、青岛、济南、天津、北平、归化　（呼和浩特）　、太原、热河　（承德）　、奉天　（沈阳）　、“新京”　（长春）　、大连等地，旅行的名目为“调查中国的回教政策及情况，并与之进行联络”。

事实上，若林半及其行动具有浓厚的官方背景：其调查和联络活动所使用的经费，来自日本外务省支出的“补助费”　；其调查结果则汇报给外务省。与若林半一样，当时活跃在中国“回教”界的日本人一般都具有官方背景。本外务省的今冈十一郎对这些中国“回教”界的日本人，做了入木三分的评价：“他们都不是真正的信徒，而是政策上的信徒。”

的确，当时日本国内并不存在一个穆斯林团体，其对中国“回教”的关注，完全是出于官方的政治需要，与宗教信仰无关。日本“回教工作”的重点是中国西北地区。之所以想到利用该地区的“回教徒”；一是因为他们认为“回教徒”因其宗教信仰“先天就是*的”；　二是因为他们认为“回教徒”在西北地区具有特别强大的实力。

1938年7月8日，日本政府正式将“回教工作”作为侵华的基本方针之一：“推进回教工作，在　（中国　——引者注）　西北地区设立以回教徒为基础的防共地带。”在此方针指导下，日本在华建立了一系列回教团体。这些地方*教团体的成立与运营，都与侵华日军的“特务机关”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很多现象可以看出，有关中国“回教”的问题，基本上就是由日本侵略军负责。

利用“回教徒军阀”也是日军“回教工作”的重要策略。从当地日本领事馆向日本外务省提交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回教”团体积极地参与了对“五马”的劝降工作。但这些工作的　　　　　　效果不大，军阀们一直在国民政府与日本之间骑墙。

除此之外，日本在国内也建立了几个与“回教”问题有关的组织。1938　年　先后成立回教圈考究所（后改名为回教圈研究所）和“大日本回教协会”。在回教圈研究所和大日本回教协会等所谓民间“回教”机关的背后，是由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有关人员组成的“回教研究会”和决定“对回教政策”的“回教及犹太问题委员会”。将中国的“回教”作为主要渗透目标，是这两个组织活动的共同特征。

“回教”问题在日本被完全政治化了。而日本政府之所以使出了种种手法　；　从政治、财政、人力等各个方面大力支持有关“回教”的活动，说到底，不过是为了将“回教”变为支持其侵略战争的工具。

其实，日本在中国的“回教工作”遇到了许多中国“回教徒”的抵制。但是为推进侵略战争，日本军方发动宣传工具大肆鼓吹“回教工作”的成就，实是自欺欺人。

但是，侵略者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广大*教信众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向来都是反对外来侵略的，而他们自己在主动接触“回教”和“回教徒”时却明显地带着日本的国家色彩和侵略目的，因此，真正信任日本的中国“回教徒”并没有几人，“回教工作”在进入　1940　年代以后也渐趋式微。

尽管如此，受到刺激的中国国民政府，也不得不针对边疆民族和信仰*教的民族集团，发起了又一轮确认近代国家主权范围、建设中华民族国家的运动。■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原文题为《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载于《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

历史是特殊的，但是生活在不断重复它自己（1）

历史是特殊的，但是生活在不断重复它自己

——专访英国作家、历史学家莱斯利·张伯伦

文┃《看历史》特约撰稿　杜华

1922年，苏维埃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驱逐知识分子，100余名俄罗斯精英分别乘坐两艘德国船“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离开祖国，投向西方——只有清除他们，才能“净化俄罗斯”。这被俄罗斯史家称为“哲学船事件”。

今年4月，本刊详细介绍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在国内媒体中尚属首次。而在英文世界，第一本系统讲述“哲学船事件”的著作由英国作家、历史学家莱斯利·张伯伦写就。近日，莱斯利·张伯伦接受了本刊专访。

■　“俄罗斯的真理”

《看历史》：您为什么会写《哲学船事件》这本书？

莱斯利·张伯伦：“哲学船事件”是俄罗斯历史的一部分，但在冷战时期被忽略。我认为这其中包含着很多政治原因。在苏联，这个话题是很禁忌的，因为它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列宁。在西方，列宁仍然很受评论家的尊敬；西方的历史学家也是如此，尽管他们对1922秋天被驱逐出境的主要的思想家们满怀同情。当然也有现实因素的影响，在当时，苏联档案都未解封，历史学家找不到相关的资料。尽管我离俄罗斯相当远，但因为这批被驱逐的异议分子的非主流的哲学传统，我一直对他们很感兴趣。当我在2000年左右开始写这本书时，我需要的档案已经都可以看到，而且其中的大部分已经被放到网上。

写这本书也与我个人经历有关。当我是学生的时候，1971年，我在德国慕尼黑遇到当年的被驱逐者——维克多·弗兰克，他是著名哲学家赛姆扬·弗兰克的儿子，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不久之后他就去世了。在那之后我知道，几十年前，这个当时13岁的男孩和他全家正是坐着那艘船从彼得格勒出发的船被驱逐出境。他用毕生精力来写作和广播，以保持流亡者与俄罗斯之间的文化联系。此后，维克多·弗兰克的故事就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最终催促我写这本书。

《看历史》：在此之前，您已经出版了另外一本关于俄罗斯历史的书——《祖国：一部俄罗斯哲学史》，这两本书之间有什么关系？您为什么对俄罗斯历史和哲学这么感兴趣？

莱斯利·张伯伦：你当然可以把这两本书联系起来看，它们都反映了我对俄罗斯思想的浓厚兴趣。我在学生时期就致力于德国和俄罗斯文学研究，发现它们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某些方面又互为补充，所以我开始同时研究两国的思想史。我尤其感兴趣的是德国唯心主义——康德、歌德、席勒、谢林和黑格尔对19世纪的俄罗斯的影响。事实证明，影响确实很大。而且其影响方式使我对思想资源的借用（intellectual　borrowing）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因为德国的唯心主义是高度哲学化和美学化的，但是它在19世纪的俄国却变成了政治变革的方案。1978到1979年，我在苏联的莫斯科呆了一段时间，这更触发了我对俄罗斯研究的兴趣。我发现这个国家的报纸编辑仍然在讲述着19世纪德国启蒙运动时的语言。我明白了我思考的问题的答案，而且我想把它告诉世人。

《看历史》：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像您在《祖国》一书中说的那样，俄罗斯思想有这样的特征：一、俄罗斯缺乏卡迪尔理性主义传统；二、俄罗斯有寻找所谓的“俄罗斯好人”的传统。书包　网　。　想看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