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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全凭老干为扶持。

明年再有新生者，

十丈龙孙绕凤池。

老师的愿望很明确，他希望“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但又提醒我们：新生力量的成长还须老一代积极扶持。

作为“新竹”联络召集人，我向老师同学们学了很多东西，甚至包括一些政治理论。我体会比较深的是：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特别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排外心理的重炮。它是未开化的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因此，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的一百年来，西方列强总是以其实力作依托，以武力的，枪炮的，商品的，资本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即和平和战争的种种手段使中国屈从于他们，成为他们的附庸和奴隶。

人家韩国就学到西方经济竞争那一套。韩国负责统计、预测、计划、经济协调的经济企划院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吸引外资与鼓励出口的政策，使其很多产品以高质低价优势成功打入国际市场，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甚至成为亚洲国家的偶像。

我感到时代发展到今天，科学意识一般人都有了，1980年代末，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甚至第一生产力的问题是解决了的，但对资本仍然讳莫如深。按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搞经济工作的经验：科学和资本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两只翅膀，我想，它既然能够让资本主义的经济腾飞，为什么就不能在我们国家展翅呢？

当时，我们那批文学爱好者都很年轻，有些想法也近乎幼稚，其中有位仁兄的想法很大胆也很令人深思。

他说：“中华文明五千年有多少好的东西我们的老师，包括老师的老师；我们的家长，包括家长的家长，一代传给一代，已经深入骨髓。你宣传它，它是存在的，不宣传它它也是存在的。我们不会连祖宗都忘了，就算大脑忘了，留存在血液里的中国情结也是抹不掉的呀！”

因此，他认为要摆脱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过分依赖，甚至迷信，从而影响到对世界文明成果的学习吸收，建议“做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今天常操作的公关活动——炸长城！

他还说：“不要一提到炸长城就好像挖祖坟一样，伤了你的尊严。我们只搞仪式，不破坏文化景点，不伤及文物，旨在警醒国民不能意味蜗居长城，囿于长城，要突破长城，敞开心扉，去吸收更适合人性，更适合发展的思想，去寻求更适合生存的出路”。

话虽有一些道理，但毕竟不合国情，不能矫枉过正。

不能像“左们”那样不喜欢传统文化就“炸孔家店”；不喜欢寄希望于来生就“破四旧”；毛主席说“以粮为纲”，也许“全面发展”还没有说完，我们十二队的人就把桃子树都砍了；还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领袖一出口，连我们小学娃娃都在寻找“路线”，为上街捡粪还是上坡割草争论不休。因此，我们没有支持他的想法。

后来，内江市公安局派人向我了解情况，问起我们文学社那些事，我谈起来很轻松很诙谐。

我给内江市委书记傅运鸿写信抱怨我这个“百里挑一”的人才不如卖豆瓣的“小职员”，人家吃国家粮，我吃农村粮。难道你希望我也要像周克芹非得获得“矛盾文学奖”才能农转非吗，你不觉得周克芹到成都开会自带大米是“守夜人”的耻辱吗？

还有新竹文学社的事，一群年轻人以天下为己任，思考一些关乎国家命运的事情，又不影响你们家鸡生蛋、猪生仔，你们怎么这么上心？难道你让我们也像当年那些“好孩子”一样，叫你打人就打人，叫你批斗就批斗吗？你是不是应该把“脑子”还给我们了！

谈了半天没什么结果。最后还是我主动解扣，我说：“你们放心，我们好不容易才盼到邓小平这样有起码良知，敢说真话，办人事的干部当家，我相信我们国家会越来越好，至少不饿肚子嘛，至少你没有直接把我抓起来关‘鸡圈’嘛；所以我会好自为之的”。

的确，好在小平同志出山了，好在已经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好在农村改革已经取得第一阶段的胜利，城市改革也已拉开帷幕，好在今天真理标准已经由理论推演变为“实践检验”，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工作重心转移，好在有经济特区而海南搞的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路总是越来越宽，希望总是越来越大。我似乎已经看到远航归来的桅杆，看到了喷薄欲出的朝日，触摸到了一展才华的时机。

下面两段文字是我1986年下放到内江县四合乡当乡广播员时写的日记。

九月二十五日，星期四，晴。

上午读了艾芜的《石青嫂子》，再一次加深了我对中国人求生本领的理解。

中华民族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中国是一个沉睡多病的巨人。正是我们民族曾经无数刀兵，无数干扰，无数懦夫统治，我们的人民才练出应对艰难的能力。

翻开两千年封建史，在我眼里就是一部求生存的历史：只有逆来顺受，很少奋起反抗，只有兵来将挡，从未主动进攻，面对西方小国和东方小岛的蹂躏，束手无策。

在漫长的岁月里，老百姓不是在生活，而是生命简单延续，他们只希望能够活下去就不错了。

为了应对灾荒，妈妈把米糠煎成粑粑，为了应对肠堵家中得留一点清油，为了让我们吃上一小块红薯，妈妈需要挨饿一整天。还有总也数不清搞不懂的“对百姓的折腾”，母亲承受了，我们都活过来了。

难怪母亲总是说“气力干了是有的”，相信所有的母亲都是这样：小心奕奕的呵护着一个个羸弱的，瘦成藤藤的儿女。

我在想，如果唐山大地震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某些强调人权的地方，或者人性高度自由的地方，将会有多少灾民因精神崩溃铤而走险。《犯人李铜钟》如果不是乡亲饥荒外逃，他怎么也不会私开粮仓。

艾芜塑造的石青嫂子，在房被烧，菜被扯，丈夫离去，五个不到十岁的小孩都张口等饭吃的境况下，应该束手无策，可她照样坚强的生活。临去逃荒时，她告诉儿女：“等桔子红了的时候，我们还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