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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2页）

［紧接前场，刁德一家后院墙外。］

［幕启：一伪军在站岗。］

伪军：（白）“司令结婚，请来皇军，叫我们加岗，唉！倒霉了！”

［叶思中等上，将伪军擒获，拉下。］

戏文中的“伪军白”，是小时候挂在嘴边的“金句”，见人嫁娶，即热情相赠。文本分析清楚地表明，以胡传魁为首的“忠义救国军”之所以被以寡敌众的我新四军指战员以“汤浇蚁穴，火燎蜂房”之势奔袭歼灭，战术上的一个重要细节，即在刁德一家后院墙外负责站岗的伪军士兵的松懈。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不应有的松懈，根据该伪军士兵在下岗前的表态，系因胡司令和“常熟城里有名的美人”办喜事喝喜酒，非但未能惠及下层士兵，反而要他们因此而加岗，后者心怀怨恨，以致完全丧失了警惕性和战斗力。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如果胡司令像“百鸡宴”上的坐山雕那样，把部下全部请进刁参谋长家的后院去吃喜酒，后者的责任心就会有所加强（　非但如此，还可能会死得更惨　）。相对于一切敌伪武装的反动本质而言，有没有被邀请喝喜酒，充其量只是技术问题。然而就戏文而言，一个人结婚而让另一个人有了某种意见并且非要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来的话，那一定是有缘故的。非亲非故无缘无故的踊跃发言者，不是神经有毛病，就是他患上的那种毛病实在太有精神。

杨振宁教授结婚，既没请来“皇军”，更没叫别人“加岗”，可是，主动“上岗”争相发表意见者却是人山人海。不管怎么说，人家是自愿结合，不偷不抢，既不违法，又不违纪，再说，结婚这种事既不需要民意调查，开听证会，也不需要全国人民来参与决策意见，人人向准新娘新郎“交心”，然而，大小报纸之外，以人气最旺的新浪网为例，发布消息的当天凌晨就录得6874条网民评论，48小时后，这个数字已激增到26000条。

与其说“说什么的都有”，不如说“怎么说的都有”，对杨振宁再婚的全民表态，基本上可以被划分为两大派系，正方：第一，对爱情失去了信心；第二，对物理学失去了希望；反方：第一，对爱情更有了希望；第二，对物理学更有了信心。

伪公共生活

对杨振宁再婚的公众表态，发言虽然惊人地踊跃，却因明显地缺乏（　本来就不会有的　）建设性，因此统统都是表态，对于表态的表态，以及对于表态的表态的表态。

毛主席说：“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不让人说话不行，屁放了，肚子就舒服了。”同理，不让人结婚不行，不让人说话也不行，以让人说话或不让人说话来让人结婚或不让人结婚，更是万万不行。然而，一切不具备“放屁”之上述基本功能的“说话”，都是没话找话，是表态，比放屁更不如。

如果说从前的政治表态是为了“人人过关”，而今之八卦表态，只是因为怎么也过不了自己的那一关。除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集体心理阴影，过不了自己的那一关，倒也不是生怕别人把自己当哑巴卖了，而是惟恐没拣着“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这个大漏。

人虽然不是非结婚不可的动物，但人肯定是传播的动物，“八卦”的动物。八卦本来也没什么，问题是被技术开发出来的人类八卦潜能，实在令人始料不及。不仅网络上留有无数让浏览者发表评论的端口，用手机发短信，更可以对媒体预设的任何问题进行非此即彼的表态——“立即发表评论”！就连从前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表态，也成了举手之劳。原本种种可以按下不表的，现在因技术之便利而变得按捺不住，按下就表。

当鼠标和手机按键都变成了一种伪“投票器”，“表决”和“表态”也失去了应有的界线。媒体多少发笔小财，网站无非赚个人气，然而，若泛政治的“表态文化”使一切公共生活都成为纯粹的利益考量，那么泛八卦的“表态文化”则使一切私人生活都变成了公共议题。个人自由一旦被锁定为全民投票的对象，无论是表决还是表态，支持或者反对，于人于己，都是一种暴力。

遗憾的是，在杨振宁教授再婚一事上，迄今只有广州的一家报纸找过一位专家向读者发表过类似“心理辅导”的谈话，更加遗憾的是，这位专家来自广东省性学会，而且“多年从事性心理、生理研究”，好像在这件事情上需要接受心理辅导的不是八卦的公众，而是杨振宁教授和他的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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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女人

乌尔姆大学的神经病学家里佩主持过一系列关于“两性认路差异”的科研。其中的一个主要成果是：两性的左右脑里尽管都有“海马脑区”（　hippocampus，主记忆，呈海马状，故名　），但是男性在辨向时会左右开弓，女性却只使用右边的那匹，并以男性通常不会用到的额叶前部皮层作为补充，故女性的辨向能力普遍低于男性。

我不知道这件事是否与人类在黑暗时代的分工有关，也就是说，男性之所以会同时驱动两边的“海马”，有可能是因为需要经常性从事户外狩猎活动而在黑暗中摸索出来的——不过男人也不必因此而高兴，按照“形补”理论，中药材里的海马原来并不能壮阳，如果有某个部分确实受到了滋补，那个部分的功能也仅限于认路记路。而女性就更无需因此而感到挫折，因为上述研究还发现，虽然有一点先天不足，不过一旦迷失方向，女人比男人更乐于并且勤于问路。其实这一点我早就看出来了，所以，在非问不可的情况下，我总是毫不犹豫地问道于女。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遂引为同道。

不过张爱玲说：“向女人猛然提出一个问句，她的第一个回答大约是正史，第二个就是小说了。”所以，为了在正史里找到正确的方向不至于在野史或小说中迷失，我个人长期以来向女人问路的经验显示：道可问，但不宜多问。在正常的情况下，一问起，两问止，谢了就走，不理解的留着自己慢慢消化，或者等等再去问另一个女人。

其实，道路和方向之外，对于男性向她们“猛然提出”的任何一个问句，女人有可能都是用右脑的海马加上额叶前部皮层来联合作答的。她们的回答，在风格上几乎也就是姜夔说诗：“难说处一语而尽，易说处莫便放过；僻事实用，熟事虚用；说理要简切，说事要圆活，说景要微妙。”一个有自知之明的男人，惟一的出路就是“多看自知，多作自好矣。”所以，里佩教授的同胞叔本华早就主张男人在棘手的事务上应多听女人的意见：“女人看待事物的方法与男人截然不同，因为女人为了达到目的，总是寻找快捷方式，把眼光盯在目前的事情上；男人相反，一般常把目光投向远处，看不到或者也想不到事情可能就在我们眼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男人需要被带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以重新获得近在咫尺的简单的观点。”

很显然，一个不喜欢问路而且不擅听取女人意见的男性沙猪很容易犯上“路线正确，立场错误”的毛病。不过，男女之外，还有一种人的方位感及其表述甚为特异，这种人既不是女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