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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2页）

普里日纽克不作声。

“假若你不交给他，那你就等着瞧吧。即使你钻到地底下，普里日纽克，我也能找到你。接住。”

普鲁日尼科夫把手一扬，手枪正好扔到了普里日纽克的铁锨上。当这支手枪当哪一声碰在铁锨上的时候，普里日纽克猛地窜到一旁，拔腿跑了起来，边跑边喊：“到这边来！到这边来！这里有人！德军先生，到这儿来！这里有个中尉，苏联中尉！”

一切来得如此突然，一时间普鲁日尼科夫不知所措。当他醒悟过来时，普里日纽克已跑出了射程以外，俘虏营的看守们向这个小洞穴奔来，钉着铁掌的皮靴橐橐直响，第一发信号枪弹已发射到空中。

往后退，退到没有武器、吓慌了神的沃尔科夫躲藏的那个地方是不可能的，普鲁日尼科夫拔腿朝另一方向跑去。他没打算回击，因为德国人很多，他只是想甩掉追逐他的敌人，躲进某个掩蔽室里，在那里趴到天黑。夜里再去寻找沃尔科夫，返回自己人那里去。

他轻易地溜掉了：德国人不怎么乐意往黑咕隆哆的地下室里去搜索，在废墟上乱闯对他们也没有什么益处。他们在背后放了一阵枪，呐喊了一阵，往空中打了一颗信号弹，但普鲁日尼科夫看见这颗信号弹时，自己已置身于安全的地下室里了。

这时他有充分的时间想一想了。但即使是在这里，在地下室的晦暗里，普鲁日尼科夫也不能去想到被他打死的费奥多尔楚克，不能去想到惊慌失措的沃尔科夫和俯首听命、腰弯背驼的普里日纽克。他之所以不能去想他们，不是由于他不愿意去想，而是由于他需要刻不容缓地去想一件完全属于另外的、而且是更为重要的事情：关于德国人。

今天，普鲁日尼科夫又没有搞清楚他们。他观察不出他们是那些蛮勇、自信、年轻的亡命之徒，那是在冲锋时很固执、在追击时咬着不放、在肉搏时很顽强的人。不，倘若他们是那些在这之前跟他交过手的德国人，那就不会在普里日纽克呼喊之后让他活着溜掉了，就不会那么站在毫无遮掩的河岸上，等候一个举着手向他们走去投降的红军战士，就不会在第一声枪响之后再哈哈大笑了。也许，他们也不会让他和沃尔科夫在打死了费奥多尔楚克之后不受惩罚地逃之夭夭了。

那些德国人，这些德国人……普鲁日尼科夫什么还没有弄清楚，自己就认为攻打要塞时期的德国兵与今天的德国兵之间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可能性是，那些骨干分子，那些“勇往直前”的德国兵被调出了要塞，代之而来的是另一种类型。另一种作战风格的德国兵。他们不善于表现主观能动性，他们不喜欢冒险并且对晦暗的、不时射击的地下室明显表现出畏俱。

得出这种结论以后，普鲁尼日科夫不仅兴奋了起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变得狂妄了。他作出的这种推断还需要感官经验的检验，因此普鲁日尼科夫有意识地做了先前任何时候都不会冒昧去做的事情：他故意把靴子跺得橐橐直响，大摇大摆地向出口走去。

他就这样走出了地下室：只是手中的冲锋枪处于待射状态。入口处没有德国人，这又一次证实了他的猜想，使他把敌人的情况看得更简单了。现在应当作一番考虑，应当限准尉合计一下，制订新的斗争策略，制订他们自己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新的策略。

普鲁日尼科夫一边思考着，一边远远绕过了俘虏，这时依然可以听到废墟后面沉闷的脚步声，他走近刚才从另一头进入、随后把沃尔科夫留下的那块地方。普鲁日尼科夫熟悉这些地方，他学会了在废墟上迅速而又准确地辨别方向，他径直向沃尔科夫藏身的那一方倾斜的砖头凝块走去。砖头凝块还在那里，但是它的底下和周围都不见沃尔科夫的踪影。

普鲁日尼科夫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用手摸了摸这方砖块，他爬遍了邻近的地方，检查了每一个掩蔽室，甚至还冒着风险多次呼唤过这个失踪的初出茅庐的、有一双奇异的几乎眨也不眨的眼睛的年轻战士，但哪儿也找不到他。沃尔科夫的失踪很奇特，不可思议：既不见衣服的破片，也不见一滴血迹，既没有喊声也没有叹息声。

第三章

“莫非由于你撂倒了费奥多尔楚克，”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叹了口气，“小伙子可怜那个家伙。他跑了，中尉同志，这小伙子大概从小没受过那样的惊吓。”

打这以后，沉静的瓦西亚·沃尔科夫，大家还回想过几次，可是关于费奥多尔楚克，却再也没有谈起过。仿佛不曾有过他，仿佛他不曾坐在这张桌前吃过东西，不曾在旁边的一个角落里睡过觉。只是米拉，有一次她跟普鲁日尼科夫单独在一起的时候问起过：“你枪毙了他？……”

她嗫嚅地说出了这句话。“枪毙”这个词对她来说是陌生的，不是她家里的常用语。在家里经常谈论的是关于孩子和面包、工作和疲劳、劈柴和土豆。还有那绵绵缠身的疾病。

“你枪毙了他？”

普鲁日尼科夫点了点头。他明白，她这样问是可怜他，而不是可怜费奥多尔楚克。她可怜他，是担心他为自己的这一举动而背上包袱，尽管普鲁日尼科夫本人丝毫也没感到有任何的包袱，他只是觉得累了。

“我的天哪！”米拉叹了口气，“我的天哪，你的孩子们都要发疯了！”

她以长辈的口吻说话，既痛心又平静。也象长辈似地把普鲁日尼科夫搂向自己，在他额头和两只眼睛上但然地连吻了三次。

“我来承担你的痛苦，我来替你生病，我来忍受你的不幸。”

哪个孩子生病的时候，她的妈妈就是这么说的。可孩子是很多的，当年吃不饱的孩子非常之多，因此妈妈把已身的痛苦、已身的疾病置之不顾，关心的是他人的疾病和他人的痛苦。她教诲自己所有的女儿不要首先想到自己的不幸。对米罗奇卡她也是这样教育的，尽管在这种时刻她总是叹气：

“你一辈子都要想到别人的疾苦，这样你就不会有自己的痛苦了，孩子。”

米拉从小就培养了这种看法，认为自己命里注定去为比她幸福的姐妹们操劳。既然有这种想法，她也就不再感到痛苦了，因为她虽然是一个谁也不会对其倾心的残废姑娘，但是这种特殊情况倒也使她有自己的优越一面，首先是——有自由。

赫里斯嘉大婶老是在地下室里来回走动，把硕鼠啃过的面包干数来数去。她一面清点，一面念叨：“少了两个人。少了两个人。少了两个人。”

近来她行动困难了。地下室里潮湿、阴冷，她的两条腿浮肿了，再加上她本身由于见不到阳光、活动少、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因而变得浑身无力、常常失眠和气喘。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突然垮了下来，她也清楚自己的健康状况会一天天恶化，因而思忖着离开这里。夜里她常常偷偷哭泣：不是可怜自己，而是可怜米拉姑娘，因为不久她就要一个人留下来。那时，米拉就再也感不到慈母般的爱抚，再也听不到女人对她的安慰话了。

赫里斯嘉大婶自己就曾经是个孤寡女人。她的三个孩子小时候就夭折了；丈夫出外谋生，从此杳无音信，房子被霸去抵债了。为了不致饿死，赫里斯嘉大婶几经周折来到了布列斯特。红军到来之前，她给人当佣仆，勉强度日。正是这红军——愉快的、慷慨的、和善的——给赫里斯嘉大婶生平第一次带来了有保障的工作，使她有了富裕生活，有了同志和集体宿舍。

“那——简直是天兵，”赫里斯嘉大婶对布列斯特市场上那些爱看热闹的人们一本正经地解释说，“你信就析祷吧，当家人。”

她自己早就不祈祷了，这并不是因为她不相信它，而是因为她受了委屈。她对于剥夺了她的孩子和丈夫的这一天大的不公平，感到委屈，从此她再也不祈祷上苍了。即使是现在，当地已感到自己行将就木了的时候，她也竭力控制自己，尽管她非常渴望为红军，也为那个年纪轻轻的中尉，也为那个被自己的犹太上帝如此残酷欺凌的姑娘祈祷。她整个脑海都充塞着这些思绪、内心斗争和对即将到来的生命终点的等待。她仍然按照多年的习惯干着活，把什么都安排得井然有序，不再去谛听地下室里人们的谈话了。

“您认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