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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观众6：是。

崔永元：好像就是我们揣测他一生应该过得特别顺当，才会这样。

观众6：应该是吧。

崔永元：实际上不是。你来听听。周先生，您受过苦吗？

周有光：啊？

崔永元：受过苦吗？

周有光：我一生当中遇到两大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抗日战争。我是从上海就逃到四川，八年抗战在四川，我搬家三十六次。一个炸弹在我旁边炸开，一阵风把我吹出去了，掉在阴沟里面。我们那个时候都有训练，你掉在阴沟不许动，一动日本人的子弹就要打你。我就不动，等到飞机完全走了以后，我才出来。我想我身上一定受了伤，可是摸摸没有地方痛，我没有受伤，旁边的人死了。这是在四川最危险的一次。第二个困难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工夫，我们不能工作，我应当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反右最厉害的是在上海经济学界，我们这种人，这种经济学都是外国来的，所以上海的经济学教授是反右的重点。我到了北京换了行了，旧账不算，所以我在无意当中逃过了一个严重的反右。当然我们都要住“牛棚”，我们都要下“五七干校”。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牛棚”。小孩子问我，爷爷你干吗到“牛棚”里面去。像“五七干校”人家更不懂了，“五七干校”去学习嘛，挺好的，不知道“五七干校”（　的学员　）实际上就是高级的劳改犯。

崔永元：他们说“干校”的时候特别苦，但是您好像能苦中作乐。

周有光：“干校”对我来讲不是特别苦。我容易失眠，知识分子有失眠毛病的人比较多，我到了那里，不需要动脑筋，我的失眠症就好了。（　笑声　）所以我说这个坏处当中也有好处。

崔永元：那小伙子指我呢，你是希望我也去“干校”，是吧？（　笑声　）治失眠，主要还是心态，不一定每个人到那儿都能治好失眠，有的人到那儿就受不了，寻短见了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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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你到“干校”那里去不是去开会，不是去议会，是劳动改造，那是劳改犯。可是劳改犯当中，应当是“干校”比普通的劳改犯稍微好一点。第一年是下地种田，插秧，挑秧。最困难的是挑秧，这个秧是潮的，湿的，要赤着脚走那个田埂。田埂很小，不要滑倒，滑倒了就麻烦了，可是我没有滑倒。种田这一关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一生是没有机会种田的。

崔永元：我听说那个时候经常开会，在太阳底下开会，一晒晒好长时间。

周有光：你讲开会，我想起一个有趣的事情。有一次通知第二天早上五点钟开会，有重要的事情。我一看这个天气非常好，那到中午一定热得不得了，我就戴了一个大草帽。到了十一点钟左右吧，来了一群大雁，这个大雁来啊不是几千只，是几万只。这个大雁是铺天盖地的。

崔永元：大雁……

周有光：这个大雁飞到我们头上，一个领头的雁叫一声，所有的大雁都下大便。它们的大便是集体化的，（　笑声　）那么幸亏我戴了一个大帽子，身上大便很少。不戴大帽的人，头发里面的大便几天也洗不干净。可这样一件事，他们说一万年也不容易碰到一次，那我碰到了不是很幸运吗？（　全场笑、鼓掌　）

崔永元：我特别想知道您的这个心态是怎么调整的，为什么什么时候都能这么高兴，连在这个大雁拉粪当中都能找到乐趣。（　笑声　）您的心态是怎么调整的？

周有光：我想这有两个关系。一个是家庭教育。从小的教育，大人叫我们小事情不要跟人家计较，吃亏就吃亏一点，这一点是有影响的。还有我的乐观主义，我总会往前看，往大的地方看，我想国家大事，想世界大事，不想那种小事情，所以乐观主义使自己愉快。（　掌声　）

崔永元：您生活中有没有想不通的时候？

周有光：想不通的时候？

崔永元：特别生气。

周有光：你拐个弯就通了啊。（　掌声　）

崔永元：你们现在电脑输入汉字，用的是什么方式呢？

观众6：智能ABC。就是拼音。

崔永元：拼音，就用的是拼音。我给念一下，说周先生对自己的专业始终保持热情，不但著书颇丰，并且在一九八三年著书阐述拼音变汉字的原理，提倡双打全拼法，使拼音变换汉字技术代替字形编码，一九八三年制成软件。（　掌声　）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实际上差不多我们每天都在跟周先生打交道，是不是？您哪来的这么多热情，到了一九八三年还在写书，还在研究新的方式？

周有光：我身体健康，基本上是好的，就是耳朵听不见。耳朵听不见当然是一个坏事情，可是我把它转变成为好事情，为什么呢？耳朵听不见，我就不到外面去活动了，老在房间里看书看报写文章。到今天为止每个月我发表一篇文章，有长的有短的。一个月之前我又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　汉语拼音文化精良　》。为什么要出版这本书呢？许多朋友告诉我，他说明年是汉语拼音方案确立五十周年，你把你从前写的有关拼音的文章选一部分出来，写一本书纪念五十周年，这样就出版了这本书。所以我觉得虽然是一百零二岁（　了　），（　可　）我没有感觉到老，我根本不考虑老的事情。我说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　笑声、掌声　）

崔永元：我得让周先生生气一下。周先生，现在金融学家特别吃香，语言文字学家不怎么吃香，后悔吧？（　笑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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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不后悔。因为一个人他需要许多方面，可是你不可能每一个方面都得到，特别是两件事，一个是要钱，一个是要名。要名呢，不一定是坏的，假如你做的工作能对社会有好处，那当然是好的，坏的名声当然是不好的。古代人就讲，名利不能双收。你要搞经济，你要搞金融，你要去做生意赚点钱，当然是可能的。我呢，放开一面，取得一面，这一面是比较穷，因为搞语言文字这是最穷的事情，可是当中有愉快的地方，就是你在这个学术上面能够有一点小小的新的（　成果　），你就觉得愉快。搞学问跟赚钱这两件事不能兼而有之，那么你只能选一种，我就选这个搞学问的方面，钱就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