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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第1页）

罗布准是花了好几分钟才察觉太阳照到了她的眼睛。等他确实注意到的时候，因为她眯起了双眼，他把她往边上挪了挪，好让她看得更清楚一些。他摸了一下衬着垫子的轮椅扶手，确保它们没有被晒得太烫。她纤瘦裸露的手臂就用皮带固定在上面，她应该有一顶帽子的，总有人提醒他们要小心晒伤。迄今为止，白天始终艳阳高照，尽管昨晚倒是下了一场雷雨。但她被推出来的时候并没有戴帽子。

“他们把你的帽子给忘了，”他对她说，“他们可真糊涂，不是吗？”他又拿起一块木质拼图让她看，给她时间细细端详，也看一看托盘上半成形的图案。

“这样？”他问。他等着她的左手朝他微微一动来表示对。这是她为数不多的几个受到大脑支配的动作之一。

他也在观察她的双眸和脸庞。她可以转动自己的眼珠，虽然要是转得太快，她的头就会像上了钩的鱼一样拼命抽搐。可她脸部的肌肉几乎不受控制，所以他永远也分不清究竟她是在试着微笑，还是那些不安分的皮肉不由自主地缩紧又放松造成了她嘴角的扭曲，这具身体不愿意响应他所见到的，或者说他自以为见到的那股庞大的意志，它被封印在她的眼中，如同某种凶猛的小动物，被金属的捕兽网所俘获。她出不去！她被绑在轮椅上，囚于支架、托盘、钢铁齿轮的牢笼之中，但这只是因为她被束缚在她自己的身体里，仿佛置身一趟颠簸不已，令人晕眩的游乐场过山车。要是把她从轮椅上放出来，她就会一路大搞破坏，呼天抢地，猛敲猛打，横冲直撞。这是他们收治过最严重的病例之一，理疗师帕姆告诉他的。

可是大家都赞成她很聪明，非常聪明；她所能做到的事情当真是令人惊叹。她可以移动自己的左手来表达对，因而她可以玩游戏、回答问题，指明她的所需。只是辅导员一方的工作量要比平时大一些，而且常常必须去猜她的意思。是要费点时间，但罗布心甘情愿——此前她连赢了他两盘跳棋，而且他并没有故意让她。他考虑过要教她下国际象棋。不过象棋有太多棋子，太多走法，一盘棋会下上好几个星期。他想象她焦躁不安地坐在自己体内，等着他拿到她想走的那枚棋子，再弄明白她要把它放到哪里。

她没有任何表示。他把那块拼图翻了过来。对，她的手立即示意，于是他把它拼了上去。那是一头长颈鹿，两头长颈鹿，一张滑稽的动物图片，一幅漫画。他忽然想到，她也许并不知道长颈鹿是什么；她也许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长颈鹿，甚至连照片都没见过。

“这拼图是不是很无聊？”他问她。对，她回答。

“来一局跳棋怎么样？”

这正合她心意。“没问题，战神，”他说，“不过这一次我要打败你。”她的蓝眼睛注视着他；她的双唇抖个不停。他真希望她能露出笑脸。他推着她去把跳棋拿出来，把拼图还回去。

她的冰雪聪明让他着迷。真是令人赞叹，却又叫人难受，这样的一副头脑，无力挣脱，无法呼吸。说不定她是个天才；又有谁能知道呢？她想必洞明世事，而且能察觉到被其他人忽略掉的东西。每当她望着他，她那双冰蓝色的眼眸，清澈又冷酷，宛如薄荷糖一般坚硬，似乎能够看进他的内心，看穿他竭力装出来的、欢天喜地的好叔叔形象，他心里清楚那只是假装。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必须留心自己的所思所想。她会察觉到的，而且说不清为什么，她对他的看法是很要紧的事。

有时候他觉得，假如她像其他几个人一样，反而会好一些。比如说，那些得了脑积水的人，长着水汪汪的南瓜脑袋和婴儿般的躯体；营地里现在有三个这样的人，他们都会说话，但是都不太聪明。或者是那些肌肉萎缩病人，第一眼看上去再正常不过，蜷在轮椅上，苍白憔悴，无精打采，就像孤儿似的。他们不久就会死去；其中有些人甚至活不到明年夏天。罗布觉得那首营歌实在太叫人心痛，他都唱不出口。

那些长大成人的小女孩和小男孩啊

要去哪里找？

哎嘿哎呀

伊-甸-园！

曲调用的是《米老鼠之歌》[1]，这对罗布来说是雪上加霜，让他联想起那群火枪手的形象，那些白白胖胖、冒冒失失的小孩，双手双脚功能健全，却宁愿把他们正常的、美丽的身体用到那些事情上面，用来神气活现、摇头晃脑地在电视上表演。他会站在那里，看着地上，看向别处，看哪里都好，除了在礼堂列队的那一排排厄运难逃的孩子，他们被带进礼堂，好让主管助理，伯特，拨弄着他的手风琴，激发他所谓的“营地精神”。然而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唱着。他们喜欢唱歌。那些能拍得了手的就会拍手。

乔丹没有办法拍手。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她会活上很长一段时间。她的病不会让人丧命。她才只有九岁。

游戏器材在离主楼右手边最近的一幢小木屋里，正面的窗户被加高、加宽了，还装上了一顶凉棚，一块下雨时用的木头遮板和一个柜台。这个星期当班的乔-安·约翰逊正坐在柜台后面的一张高凳上，读着一本平装书。她穿着一件白色的毛圈布T恤，左胸前绣着一只船锚，还有一条红色的超短裤，跷着二郎腿。罗布看着她大腿上晒出来的那条分界线，接着又转向她身后的架子，上面放着排球和打棒球用的球棍。她长着棕色的头发，用一枚金色的发卡束成一条马尾辫，还架着一副玳瑁镜框的墨镜。她走路的时候有一点跛。她是重新回来担任辅导员的昔日营员之一。罗布觉得她是个亲切友善的女孩；至少她对他总是很友好。

“我们想把这副拼图换掉，”他对她说，“我们想把跳棋借出来。”

“又是跳棋啊？”她应声道，“跳棋你肯定玩腻了吧。这个星期的第四次了。”

罗布不喜欢有些人在乔丹面前说话的样子，就好像她听不见一样。“哦，不会啊，”他说，“我在和乔丹比赛。她已经赢了我两次了。”

乔-安朝他会心一笑，仿佛他们之间有个秘密。然后她俯身对乔丹露出笑容，乔丹瞪着她，几乎没动。“没错，我听说她可是真正的高手，”她说。她把拼图从柜台上的横格笔记本里划掉，把跳棋套装写到了他的名字对面。“待会见，”她说，“好好下啊。”

“我们找个阴凉的地方去，”罗布对乔丹说。他推着她走上那条水泥铺成的小路，就在那排小木屋旁边。木屋漆成白色，整齐地排列着，外观如出一辙。每栋木屋门前装的不是台阶，而是一道斜坡；木屋里面有特制的睡床，特制的厕所，还有那种古怪的气味，不像是小孩子身上的气味，而是更加芳香，黏腻，也更潮湿，让他联想起温室。一种温热泥土和婴儿痱子粉的味道，一种东西微微腐烂的味道。当然总有很多要洗的衣服，放在袋子里，等着被人拿走。有些孩子穿着尿布，在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身上看到尿布真是非常突兀。早晨，还没换床单的时候，那气味还要更浓一些。把每个人都收拾妥当要花很多时间。女辅导员们是不被允许把孩子们从床上或者轮椅上抱起来的；只有男辅导员可以这么做。罗布负责他自己的木屋，还有两间女孩子的木屋——七号和乔丹住的八号。她的童花头，加上那张固执倔强的小脸，套在他们给她穿上的那件花边粉色睡袍里，显得格格不入。他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允许她挑选自己的衣服。

他们走到小径的拐角，然后向左转。透过礼堂兼体育馆那几扇敞开的窗户，传来录制好的音乐和一个女人的说话声：“不对，回到你的位置上，然后再试一次。你能做到的，苏茜。”现在他们已经到了男孩活动区的尽头。女孩的区域在中间那块空地的另一头，那里正在进行一场棒球比赛，和他来的那天一样。那天营地的面包车在环形车道上停下。从正面望过去，主楼都能当作某位富豪的宅邸，实际上它曾经就是。宽阔的走廊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摆着一尊雕塑，初看上去就像外婆坐着摇椅。主管迎接了他们，然后授权让伯特带他们这些新入职的辅导员去熟悉一下环境。那场棒球赛就在转角的地方进行，那时候罗布自忖，嗯，不会太糟的，因为远远的，在那片绿野之上，在那抹似乎自彼时起便灿烂至今的骄阳的照耀下，球赛看起来几乎毫无异样。

不寻常的是那股静谧。这个年纪的男孩子应该都是吵吵嚷嚷的，那是球赛的一部分；而这里的比赛却在沉默的专注之中展开。这些大多都是能够走路的孩子，要用支架或是拐杖帮忙；有些甚至还能跑起来。但其中有几个球员是两人一组，一个男孩坐在轮椅上面，被另一个推着在各垒之间穿梭。罗布知道——因为他参加过——这些比赛打得彬彬有礼、体贴周到，怪诞得让他害怕。比赛的时候，这些孩子的行为举止就像成年人常常叮嘱的那样规矩。此刻唯一聒噪的一个便是伯特，他是裁判，正挥舞双臂，大喊大叫地激励着戴夫·施耐德，那个腰部以下因为小儿麻痹症瘫痪了的孩子，把球径直打过了二垒。两个拄着拐杖的外野手一瘸一拐地追着球，而戴夫则转着轮椅向一垒疾驰。

罗布明白自己应该主动多做些体育运动和监督照看的工作，可他希望把这些时间用来和乔丹共处。再说了，他讨厌打棒球。那是他们家的家庭运动项目，他理所当然应该要擅长的一项，就像他应该要当个医生一样。坚持要搞棒球比赛的人是他的父亲，或多或少浮现在他脑海中的也许是优秀的肯尼迪一家，就像最近《生活》杂志上登的那样，在玩触身式橄榄球。约瑟夫·肯尼迪和他那三个优秀的儿子[2]。他的父亲穿一件上面印着“冠军”字样的T恤，他母亲送给他的。他的两个哥哥都是出色的棒球手，米勒家的儿子们也是。米勒大夫也是一名外科医生，和他父亲一样；他们家住在隔壁。他父亲做心脏手术，米勒医生做开颅手术，而且米勒家的两个儿子也都会做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