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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1955年，她的生活出现了转折，她的中学同学姚锦新（姚依林的姐姐）介绍她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工作，从此一直干到退休。她英语和法语都很好，在播音紧急的时候，她可以拿着中文稿，流利地用英语读出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做编辑工作的15年中，她的工作一直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赞扬。退休后她还辅导了不少学生进修英语和法语，其中有准备出国交流的知名医生和工程师，也有准备出国留学的大学生，还有邻里的小孩子们，她都热心给予指导。

尽管平时工作很忙，但是下了班或是周末，她只要一逮住空闲，就一定要泡在音乐里。她的儿子说她只要往钢琴边一坐，就什么事情都可以抛到脑后了，简直就是“宠辱皆忘”。她在弹琴的时候，就像欢快的小鸟，眼睛也格外明亮，所以弹出的乐符永远是流畅、动听的。

但是张芸英毕竟是张家小姐，跟她的大姐一样，海外细胞要多于中国细胞，对许多社会上的事情经常是看不懂的。

到北京之初，她家没有保姆，她就得自己拎起篮子上市场买菜。有一次她买了一块肉，发现是块带骨头的肉。她就问买肉的：“您这肉里怎么有骨头呢？”那买肉的听了很惊讶，回过神来后，像是对付一个小女孩似的对她说：“没骨头，这猪能走路吗？”引得周围的人都大笑起来。

张芸英没词了。她想，是呀，这肉里面是应当有骨头的，因为猪身上的确是长骨头的呀！但是她记得在上海时，阿姨买回来的肉是没有骨头的。其实她没弄明白，在国外和上海的市场上，如果你说是买“肉”，那的确买的就是“肉”，里面是没有骨头的，因为国外和上海的宰猪方法是按西方的方式宰杀的。如果要买带骨头的肉，那便是“排骨”或是“肋条”等。而北京那时还是按中式宰猪法，菜场的售货员动辄把一条或半条整猪拎上来，往案板上一放，剁到哪里是哪里的。所以张芸英想对卖肉的提意见，反倒让人家给堵回去了。

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8）

还有一次上裁缝铺做衣服，她看裁缝拿出一张纸样裁衣服，就说：“我人瘦，要裁得瘦一些，这个纸样可能不合适我。”那裁缝铺的人说：“我们这张纸样传了三代人了，人人合适，怎么到您这儿就不合适了呢？”是呀，为什么到我这儿就不合适了呢？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呢？但自己的身材的确比一般人瘦些，那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好不做了吧。

……

诸如此类，张芸英都想不明白。

但是，在别人看来，张芸英也有令人想不明白的地方。她对党组织的坚信和在住房问题上的固执都让人家感到奇怪。不要说一般人想不通，就连国家主席宋庆龄也大为迷惑！

全国解放前夕，在百万大军即将渡江的时候，她父亲预感到情况不妙，从美国打电报来，叫她带着孩子赶快到美国来，飞机票都为之买好了。她不去，她认为中国人这么多，人家可以过，我也可以过。如果去美国，肯定要靠父亲，但是她丝毫不想靠父亲，而一心要自立。其父在美国去世后，后母朱逸民几次寄钱来，她都向组织汇报了，在一次思想小结中，还表示要把这些钱上交给组织部门。7

她跟她大姐一样，与宋庆龄一直保持着私人交往，并且相信共产党的办法是正确的。她们不大见面，但是常常通信。1960年代初，宋庆龄住进了北京后海原先的醇亲王府，她们通信更频繁了。她们的信不是从邮局走的，而是由宋庆龄的保姆李玉娥来回传递。有一段时间她们每周一信。李玉娥手提一个小篮子，里面放着信和一些好吃的食品，有时还有宋庆龄画的画。回去的时候就带去张芸英写给宋的信，或是她亲手做的小点心。

按说，你有宋庆龄这么个大后台，又是统战对象，诸如工作问题、房子问题、儿子落实政策问题等等，什么问题不好解决呀？在老百姓看来的难题，以她的身份，理应都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是她就是有“路”而不走，这就令人看不懂。

她在广播电台国际部的工作是同学姚锦新给介绍的。而房子，开始是借私人的，后来住在儿子家里。只有当儿子下放，她没地方住了的时候，才向组织提出了住房要求。这事被宋庆龄知道了，宋庆龄当然很着急，要求有关部门给予解决。宋一过问，事情就很快有了答复，决定分配给她一套三居室住房。

这不是很好吗？要是别人，高兴还来不及呢。可是张芸英不要三间，只要两间，坚持要把另一间分配给其他同事，她愿意跟人家合用灶间和卫生间。别人劝她不要犯傻，赶快拿下来。她不干，坚持只要两间。

宋庆龄帮人是帮到底的。知道有“两间”之说，也来信劝她应当拿下三间。她回信说，两间足够了，不需要三间。宋庆龄又来信说，你只需付两间的房租，另外一间的房租我来付好了。那也不行，我只需要两间！多一间，不要！

后来，她真的是与别人合住了一套居室，直到她去世。

张三小姐，就是这么一个纯粹的人。

1998年，她在北京寓所安详地离世，享年95岁。她的身边，是伴了她一辈子的宝贝钢琴。8

张荔英嫁给大她30岁的陈友仁

四小姐张荔英（1906~1993）也是个很有个性的反传统的“侠女”。她是个画家，很有才气，还会骑马打猎。1930年，她嫁给了比她大约30岁的陈友仁。

陈友仁是民国有名的传奇人物，著名外交家，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和外事顾问，早年在英国读书，辛亥革命后回国。他在回国临上船时申明说：“我是中国人！”遂撕掉了英国身份证及护照，随手抛入大海。

他参加过凡尔赛和会，代表中国政府向和会提出废除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还参加过孙中山与苏联特使越飞、孙中山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宋庆龄与斯大林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谈，曾担任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和1931年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他还有“铁腕外交家”、“革命外交家”的美誉，在武汉国民政府任外长期间，经过艰苦的斗争，一举收复了武汉和九江的英国租界，这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个破天荒的大事情。中山先生临终时，他作为各派代表之一来到中山先生床前，笔录了总理遗嘱。

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9）

他的原配妻子阿加莎患癌症去世4年后，他与张荔英在巴黎结婚了。他们一个是外交英雄，一个是豪门才女，两人的年龄虽然相差很大，但他们相知相亲相爱，有共同的志向和品性，对生活有共同的理解和坚强的意志，这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动人故事。9

关于他们的婚事，外界有许多传说，误传是宋庆龄为之介绍的，其实不然。陈友仁在给女儿的信中解释了这件事：“我刚从诺曼底度蜜月回到巴黎，看到你8月份的来信。是的，我结婚了。但是你从报纸上所引述的报道有许多地方不正确。孙夫人并未‘安排’我的婚姻，因为乔吉特（张荔英）和我都不是喜欢这种办事方式的人。1928年我第一次去巴黎时，孙夫人写了一封信把我介绍给她，自那以后，我们就着手自己的准备。我们的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因而自然没有政治上的考虑在内……乔吉特大约和你岁数一样大，比你稍许矮一点。她很可爱且富有个性并意志坚强。在这儿的艺术界，她被认为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画家。她生于巴黎（实际是出生在中国——作者注）。我非常非常地愉快。”10

张荔英嫁给陈友仁时，陈的政治生涯的巅峰期已经过去，正过着非常艰难的流亡生活。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之后，他是个非常强硬的反蒋斗士，曾期待斯大林出来干预中国的政局，把蒋介石赶下台，但斯大林保持了沉默，他就只能流亡海外，直到1931年才返回上海，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外长，可是他反蒋的立场并没有改变，甚至参加了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1933年11月，他与陈铭枢、李济深一起遭到蒋介石的通缉，不得已，只好再次流亡海外。这期间张荔英给了丈夫最大的安慰，始终跟丈夫站在一起。抗战爆发后陈友仁去香港从事抗日活动，香港沦陷后被日军逮捕，并被强迫移居上海，软禁于家中，于1944年病逝，享年66岁。上海各界在静安寺万国殡仪馆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外交界老人颜惠庆致悼词，高度评价了他作为民主战士的一生。当年5月23日，张荔英遵其遗嘱，将其骨灰洒入大海。11

当初对于荔英的这桩婚事，其老爸也是气不打一处来的。双方年龄相差甚远且不说，陈在政治上的观点与张静江也大相径庭。张静江是蒋介石的“二哥”（他们把兄弟中陈英士是“大哥”），在“清共”中是积极分子，而陈友仁则亲苏、亲共，是个反蒋的“死硬分子”。荔英嫁给他之后，他好多年都在流亡中，没有一个安定的地方，这如何能讨老丈人的欢心？然而张家注定是个出“奇人”的地方，张静江被孙中山誉为“民国奇人”，张荔英女承父志，亦是个敢为天下所不敢为的传奇女性，她不会嫁给一个平庸的人，性格中注定是要嫁给一个不同寻常的人。她原本是抱独身主义的，但这个主义被陈友仁的出现给打破了。

她当初还是尽可能地争取老爸的支持的，她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说：“此次上书，有关女终身大事，颇望大人阅后亦乐意，而且赐以允可为盼。女自前年阳历十月间，孙中山夫人来巴黎时，承彼介绍，得晤陈君友仁，于是因意见相合，结为朋友，时相过从，继而由友谊转为敬爱。彼即有与女结婚之意。初女以自幼所受教育与众不同，拟终身不嫁，专心于美术，或可造成一身之幸福。本无更改之意。及至再三熟思，似原意尚属不对。缘女虽万难有意于平常之男子，然意出众如陈君者，若有意敬爱一女子，其女子当以为荣也。陈君之性情、才学，作为男子中之特色，可无疑义。其于中国外交，对世界之工作，亦良可称述之。至于陈君别种长处，不胜枚举，女为美术学徒，而何为真美术，深知选择之故，决意将从前终身不嫁之意取消。陈君对于关心政治、学文学之外，彼亦系一爱美术者，所以彼甚爱女之工作，且赞成女必须继续学上。故女意将来对于美术上，亦定能大为发展也。陈君意，一接到大人允许之答复，无论函电，即拟与女在巴黎成婚，后拟在巴黎居一二年，使女得继续学习美术，而彼亦得完成其所著作之书。将来归国，拟取道美洲，并于美洲各处演讲‘中国之将来’。务祈大人见信后速赐复音，以成全女终身美事，不胜盼甚，祷甚……”12

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10）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当老爸的还有什么办法呢？论口气，女儿哪里是在征求老爸的意见呢？分明是在下“最后通牒”嘛！

陈友仁也有一信同时寄出，信中除了表白他与荔英之间的爱慕之情，还很识相地汇报了关于他去莫斯科的事情，以及对于“赤化”问题的大致看法，这些都说明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不回避矛盾的。不知张静江看信后如何作想，据张静江的账房先生李力经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说，他是很不以为然的。但是无论如何，这对新人的婚事是轰动了巴黎的，当地很多报纸都作了报道。

张荔英在1920年代初还为她的家族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即护送她母亲的灵柩回到南浔老家。姚蕙不幸去世后，张静江非常悲痛，花巨资买下一口水晶棺材，并亲自安排将其灵柩运回南浔张家祠堂。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张荔英，她一路上陪同母亲的灵柩飘洋过海，一直到在张家祠堂里安放停当为止。后来不知为什么，这口水晶棺材多年来并没有入土为安（据张家老人说，不仅姚蕙的棺材没有入土，张家许多棺材都没有入土，都在张家祠堂里层层叠叠地摞着，都快码到天花板了），因此南浔的老人都知道，张静江的姚夫人睡的是口水晶棺材。13

可惜这口水晶棺材的命运也不好，在抗战中被伪军劫走，不知去向，姚氏夫人的尸骨从此也不知去向了。现在张家祠堂还在，在一条幽静的小河边，但是已成为一家饲料场的仓库了，里面堆满了杂物，但是三进厅堂的宅院基本结构还没有被破坏，两侧高耸的封火墙依旧非常神奇，栋梁上的雕花仍清晰可见，在南浔，还是一处值得修复的张家遗迹。

张荔英在解放前夕离开中国大陆，1954年定居新加坡，后来一直在新加坡南洋美术学院（原先叫南洋美术专科学校）教授美术，在该校任职达27年，为新加坡培养了大量美术人才。这期间她本人始终没有停止美术创作，不断地开画展，被视为新加坡的先驱美术家。她的大量绘画作品晚年大都捐献给了新加坡国家美术馆，一部分被拍卖，所得资金设立了张荔英美术教育基金会，帮助那些家境贫寒的学生完成学业。当地美术界还认为，她是第一个把法国印象派绘画艺术引进亚洲的人，因此受到了广泛的尊敬。

现在新加坡美术馆用一间不小的展厅来专门展示她的作品，其中有她本人和陈友仁的肖像画和静物、花卉写生，还陈列了一小部分她的遗物，如她生前用的图章、她与陈友仁的生活照片、她举办画展的请柬和宣传资料等。

这个美术馆对她有这样的文字介绍：

被誉为新加坡六大先驱画家之一的张荔英，是富有献身精神的画家、教师与指导者，在新加坡现代美术早期发展阶段发挥了巨大影响。她1954年定居新加坡，任教于南洋美术专科学校达27年之久，直至1981年退休。从不吝惜分享个人经验的她，凭着对生活和人的热爱，以无限激情描绘身边景物，并透过敏锐的观察力，生动逼真地捕捉景象的特征与人物的神韵。据说她曾表示，自己并不专攻某种题材，因为她认为不管是画‘一张脸、一颗豆子或是大海，（当中所涉及的原理）都是相同的，她无法抗拒画尽一切的强烈愿望。’

张荔英1906年出生于中国浙江省。家庭背景富裕的她先后在巴黎、纽约市和上海留学，年幼时已立志要当画家，在完成高中教育后，进入艺术学生联盟接受启蒙美术教育，继而远赴巴黎的克拉洛西美术专科学校与比娄学院接受私人美术训练。自1930年，张荔英在各旅居之地都会举办画展，她尽管十分舍不得其中大量作品，但也只得忍痛割爱。她于1993年逝世后，新加坡美术馆获赠画家大量作品，得以拥有当今规模最大的张荔英作品收藏。同时，剩余作品经拍卖后所筹得的款项，用于成立张荔英美术奖学金，以资助在本地南洋艺术学院和拉萨尔－新航艺术学院上美术课程的学生。

张荔英以油画为主要创作媒介，她的技法被称为法国式的，也被说成是中国式的。据说她一开始就想以西方人看得懂的方式描绘中国以及中国人的生活。她的画作有强烈的塞尚式后印象派风格的影子（特别是她早期作品），又有梵高式的画家格调与色彩。在画法上，不管画的是人物、风景或静物摆设，她一律注重传神，通过色彩和线条的表现力强调传统手法。虽然她画过肖像、静物和风景画，这次展览只选择展出她的自画像、其夫婿陈友仁的肖像以及一些静物画，藉此反映其艺术风采。通过这些作品，我们认识到张荔英基本是位描绘本地题材的南洋派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