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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也就是说，把本来是民众共有的土地拿出来招拍挂，然后由出高价者所得，这就是中国的地王。做了地王的开发商，除了一夜扬名，还能牟取暴利。因为，地王盖出来的房子，绝对不是为了卖给老百姓，而是卖给能够因此再投机炒作的群体。虽然房子只有70年使用权，没有什么价值，但是现在却被炒出了天价。

我想不一定有人听说过，绝大多数国家都有一种房子是面向普通民众的，用来确保民生安宁。

可中国没有。

中国的土地是公有的。

中国这种地王现象也是这几年才开始频频出现的。

透视地王的种种运作可以窥见，问题的源头是土地管理体制有缺陷，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从经济学来讲，经济就是经济，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起源，离不开土地和劳动，所以，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个论点一举成为古典经济学的煌煌巨论；经济的本质就是生产和消费，生产引导消费、消费促进生产这一理论又竖起了近代经济学的里程碑；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亚当·斯密的资本推动分工提高效率的前提，仍然是劳动创造价值观念的体现。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式地王，高房价的起源（2）

但是，近几年来，贯穿整个中国经济的理论体系与宏观经济学奠定的理论基础发生偏差，处理土地、劳动、资本的关系模糊，其经济实践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发生偏差，对经济的本质论缺少尊重，从而让正常增长的中国经济成为资产泡沫的天堂，劳动的价值遭遇空前的贬低，投机的心理充斥整个经济领域。

用土地垄断作为刺激社会两极分化的推进器，违背了土地是财富之母的价值学说。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原始市场经济理论，超越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计划经济理论，从而解放了生产力，符合当时的基本国情。原始市场经济学说缺乏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的支撑，所以，在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市场表现出很多短期行为。

中国这轮经济增长开始之初，其实是一个重估土地价值的开始。于是，珠三角一带率先兴起以廉价土地作为优势吸引外资的招商引资模式，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也吸引了沿海其他城市，于是，海南、汕头、湛江、北海等城市纷纷开始大规模圈地，很快兴起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土地引发的资产泡沫的热潮，并以泡沫破灭而告终。

但是，中国社会并没有反思这一轮土地泡沫引发的经济变革，没有认真考虑作为人民币币值最大支撑的土地究竟具备什么样的价值，什么样的财富分配体制符合中国国情，而是陷入了姓“社”姓“资”的理论争论的误区。这场争论现在看来毫无意义，反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十三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的力主坚持下，放弃争论，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开始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并首次提出工资和价格改革。

但是，全会并没有能完全分析当时物价上涨的原因，开出的药方并没有解决物价上涨的问题。为了稳住公务员，那次价格改革和工资改革连在一起，公务员大幅地增加工资更推进了价格的上涨，加剧了通货膨胀。现在看来，整个物价上涨是由珠三角和沿海地区高估了土地价值而引起的，整个社会商品开始短缺而引发了通货膨胀。

当时最畅销的一本经济学著作是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他阐述了计划与市场的协调理论，指出了经济增长、商品短缺与发展效率之间的关系。我曾两次通读这本书，遗憾的是，没有找到关于土地财富的分配和土地价值在经济增长时期的估值原理。现在看来，也许是亚诺什·科尔内先生也没有关注到土地估值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所以，《短缺经济学》没有解决中国经济的本质问题。

那时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比较功利，大多研究微观经济学。所以，厉以宁研究股份制有点成果，便成为人们推崇的“厉股份”；曹思源研究企业破产比较符合中国国情，人们便盛传“曹破产”，等等。

而缺少严格意义的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大家，使得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位经济学家能够系统地阐述土地财富的估值原理和分配原则，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

2003年8月1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18号），在第四条中，对经济适用房作了一个定义：经济适用住房是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

这里面加入“商品”二字，一下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保障型住宅的性质，否定了中国土地财富的分配原则，文理不通，而且无法解释“保障”二字究竟如何“保障”，从而导致商品住宅开发占据95％以上住宅供应的恶果。普通民众实际上从此失去了住房保障，也自然无法享受到土地财富的增长成果，这种结果造成了社会分配的两极分化，引发了资产泡沫。　。。

中国式地王，高房价的起源（3）

土地价值的过度高估，实际上是货币币值支撑力的大幅减弱。中国的货币没有同黄金挂钩，所以，支撑货币币值的主要是土地和其他国有资源。这些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上，因此政府具有整合资源、发展经济、提升国力、造福民众的职责。

评估一国的土地价值有很多指标，如果要建立数据模型，那可能比GDP还要复杂，所以，发达国家都没有从事这样艰巨的工作。但是，很多国家吃了不少苦头，最典型的是日本，土地价值的高估导致日本经济崩盘，失去了20年的经济发展成果。美国是个例外，因为支撑美元价值的主要是黄金，因此，黄金价格暴涨之时，就是美元出现危机之日。

对于中国来说，土地价值的评估主要依托国民收入的增长，国民收入综合水平的增长又与GDP和CPI息息相关，一起组成对应土地价格增长的相关数据。所以，如果土地价格暴涨，考验的是人民币的币值。

1988年因为土地价格增值过快，资金、信息、人才纷纷向土地集中，造成产品短缺，引发通货膨胀，这给管理层造成错觉，反而以给公务员涨工资的形式化解危机，结果造成了社会两极分化，财富分配更加失衡，不得已增加了货币投放，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如果当时我们能够意识到，通胀的引发是中国许多地方土地估值过高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均，那些享受了土地财富的先富起来的群体拼命抢购进口家电、汽车和高档家具，引发中低收入群体抢购正常日用品。

但是，我们当时忽视了土地财富的平衡机制，用只给少部分人加工资的办法来应对物价上涨，而不是用增加供给的方式解决产品短缺，其结果，肯定是管理层不愿看见的。正如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面对由于国际市场发生变化出现的产能过剩，不是用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方式来刺激消费、拉动生产，反而加大基础货币投放，刺激资产泡沫，结果，房价暴涨，产生货币危机。

1999年年末，中国的M2余额为万亿元，对应北京五环内的房价5722元平方米。因为房价的上涨最能反映土地价格的上涨，人民币开始极度弱化，且币值不稳。2010年，从一季度的数据来看，中国的M2余额高达65万亿元，比1999年增加了万亿元，增幅将近5倍，而同样是北京五环内的房价是31680元平方米，10年内北京房价增幅达453％，也接近5倍。

这种正相关的走势，违背了货币与黄金的反相关原则。我们在前面论述过，人民币的支撑力主要依托土地资源和其他国有资源，类似于美国的美元和黄金的原则，美元走强而黄金走弱，当黄金一旦走强的时候，那美元的危机也就不远了。对人民币来说，一旦土地价格的增长速度与货币发行的速度正相关时，人民币的危机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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