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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3页）

报纸由特写拉成中景，已拿在杨贵妃手里。她跪在榻榻米上，对两位来客说：“想不到消息这么快就到了国内，皇上身体好么？”

胖一些的来客说：“不瞒贵妃，皇上日夜相思，食欲不振，神情恍惚，坐立不安哪。”

另一个说：“真可谓是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

胖子说：“所以皇上一看见报纸，就命我二人火速前来探望。

皇上说贵妃千万不可回国，就在这日本平安度日，皇上就放心了。”杨贵妃：“请二位转告皇上，日本人待我很好。我原来是被当作假杨贵妃买来的，后来日本人发现了我是真的，他们的天皇还向我求婚呢，这是怎么个说法！”胖子问：“贵妃可曾答应？”

杨贵妃：“我乃是中国的贵妃，虽说皇上已经退位，那我也不能嫁给小鬼子啊！”两位来客一嘀咕，胖子说：“我二人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杨贵妃：“但讲无妨。”

另一人道：“皇上特地嘱咐，望贵妃考虑日本国情，便宜行事。依我二人之见，皇上在国内丧失人身自由，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障，贵纪与皇上此生已难以破镜重圆。然而贵妃若能嫁给日本天皇，则必能通过天皇向我朝施加压力，利用外交手段保护皇上安全，使他安度余生，这样，贵妃与皇上都可免除担忧，岂不两全其美？请贵妃三思。”杨贵妃一蹙眉：“这……”

婚礼进行曲。

杨贵妃身穿婚纱，挽新夫走向画面深处。

李隆基灯下念诗：“汉皇重色思倾国，玉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杨贵妃与新人举杯，酒光荡漾。

卖她的男主人摇头晃脑灯下念诗：“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杨贵妃与新夫灯下对视，新夫的脸变成李隆基之脸，在念：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杨贵妃无声泣下。新夫一怔，不解地说：

“这是怎么个说法？”

婚礼进行曲。杨贵妃婚礼场面在电视里。卖她的男主人对女主人说：“原来就是咱家的那个小环呀！这是怎么个说法呢？”

女主人：“什么说法不说法的，就是那么回事，弄得虚无缥渺的。”李隆基也在看电视，一边踱步缓缓吟道：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渺间。”

画外声中，云山漂渺。

画外声结束：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遥远的高三·八

公元1980年，我初中毕业，考入了哈尔滨市第三中学。哈三中在黑龙江省的地位，比北大在中国的地位还要崇高。因为北大还有其他的大学与之竞争，而哈三中在黑龙江则是“宝刀屠龙，惟我独尊”，别的重点中学一概拱手称臣，不能望其项背的。一名哈三中的学生，比一名“黑大”或是“哈工大”的学生还要受人尊敬。因此，上了哈三中，便油然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仿佛全省三千万父老乡亲的期望和重托，“夸擦”一子就撂到咱肩膀上了。

我从小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各门成绩都很出色。但上了高中以后，面临着考文科大学还是理科大学的选择。这个选择对我个人来说，是不存在的。我有一种很顽固的偏见，我认为理科大学不是真正的大学。我虽然一向热衷学习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但认为它们的价值只在于为人所用的工具性。“批林批孔”时知道孟子的一句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对我的毒害非常大。我至今都认为理工科的知识分子属于“劳力者”，认为文科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精神贵族”——尽管他们的现实处境是那么的可悲可怜！所以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心里就有一个高考的目标——北大中文系，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最好的系。但是，在80年代初期，全社会的普遍观念是重理轻文，似乎“爱科学，学历文化”就是要当陈景润、李四光，社会上流传着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个别报纸还宣传1985年要实现四化，2000年初步建成共产主义。有的老师听我决心要考文科，而且还是中文系，都无比叹息地说：“唉！这孩子，糟蹋了。”我今天回忆起这恳切的话语，不禁真有点怀疑当初的选择，是不是给国家糟蹋了一个陈景润的坯子。在重理轻文的大气候下，哈三中迟迟不开设文科班，于是我和一些要考文科的同学，与学校展开了艰苦的斗争。“高三·八”不是一个普通的班级号码，那是我们用青春的热血换来的胜利果实。下面我略讲几则与“高三·八”有关的事迹，献给有过类似经历，今天仍然保持着青春激情的老中青朋友。

一、公车上书

高一的上学期一过，开不开文科班，就成为一个争论焦点。其他重点中学，在总体上不是哈三中的对手，便早早办了文科班，集中优势师资和生源，力图在文科上名列前茅。而哈三中严格执行上级关于不许办文科班的指示，名义上是反对偏科，实际上一是有重理轻文的传统，二是作为标兵单位，不敢犯任何错误，三是对文科没有把握，反正办也已经晚了，不如不办，将来高考文科成绩不好，便有了借口，成绩好了，更成为坚持正确路线的典范。这样一来，想考文科的同学，提出了“救亡国存”的口号。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少年，根据所学的那点粗浅的历史，一本正经地把校领导比作昏庸的清政府，认为只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扭转局势，促使当局“变法”。我们分头到各班串联，各班人同此心。就连那些要考理科的同学，也从学校大局着眼，支持我们。于是，我们就发动了一场“文科班运动”。第一，广泛宣传，到处议论，造成一种“民不聊生”的舆论。政治老师讲过列宁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第二，向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口头呼吁和交涉，争取教师的支持，是胜利的最大保障。这里面要注意两点，即对文科教师的绝对倚重和对理科教师的绝对尊重。第三，正式提交意见书，形式分为个人的，各班的和全体的。这项举措我们命名为“公车上书”。我以个人名义和全体名义，送上了两分意见书，言辞很激烈，还卖弄了不少文采和典故——我的作文得过全市一等奖。郑滨和张欣也各写了一份。当全体意见书签名时，产生了一个让谁签在头里的问题，我记得自己十分狂妄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要出事儿，我先兜着！”便第一个签了。郑滨是个老阴谋家，说这样不好，咱们找几个大碗，画几个圆，都围着圆来签，就分不出先后了。其实我们的种种“阴谋诡计”都是多余，领导上早都知道谁是宋江谁是李逵。很快校长就请我们六位同学去谈话——具体哪六位我记不清了，反正我们既兴奋又紧张，自称是“戊戌六君子”。表面上气宇轩昂，实际上心跳得跟上体育课差不多。

周校长慈眉善目，满头银发。虽然六十来岁了，仍修饰得风度翩翩，一尘不染，看得出年轻时一定是个英俊小生。他平常有两件事特别受到广大同学称赞。一是每天要腰里暗藏一把铁锤和几枚铁钉到各班巡视，一旦发现有活动的桌椅，便掏出暗器大展身手。他从来不问桌椅是谁弄坏的，兴致勃勃地干完，心满意足地离去。所以三中的同学没有不爱护桌椅的，全校内外整洁如洗。后来我到北大看见那么多残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