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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八十四章 不比不知道（第2页）

汉人则通常会组成走私集团，专门经营皮毛、马鬃、马尾等畜牧产品。这种走私，一般是内外相通的，因而货源多，获利大。

在官市贸易受到严格限制下，私市贸易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比如西北边地茶马私市就十分兴隆。内地商人通过种种办法将私茶运往边地易马，结果造成“番人上驷尽入奸商”。

就连一些边防将吏、文武官员，也每每“以私马窜易番马，冒支上茶”，参与有利可图的走私活动。

嘉靖年间之后，北方蒙古各部由单一的游牧经济向半农半牧二元经济发展，人口日增，生产生活物资需求更大，已不满足于朝贡马市贸易。

而明廷严格限制贡市规模，压低马价，并严禁铁器入市，严重阻碍了蒙古社会上下阶层的生产和生活，矛盾愈发尖锐，终于爆发了“庚戌之变”。

隆庆年间，俺答汗被封为顺义王之后，明朝终于迎来了长时间的和平，马市贸易也兴旺起来。

其实，马市贸易是双赢互利的。一方面改善了明朝的财政状况，和平环境的出现，也使明廷的军费开支大幅度减少。

而明廷通过马市税收，又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此外，官营马匹也是一项增加财政收入的途径。

“互市中的上等蒙古马，每匹只用银八两余，中等马七两余，下等马六两余，而民间折价一马二十四两”。

蒙古马不仅质量好，而且价格便宜，堪称“物美价廉”。官府购买一匹蒙古马可赢利十几两子银，运营得当，可是一笔可观的财政收入。

但到了崇祯年间，对于关外蒙古诸部的态度时好时坏，马市贸易又起浮不定。

可能是眼见察哈尔部难以协助明军抗衡后金，崇祯又是革市赏，又是断马市，引得林丹汗在大同犯边，双方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而在当时的形势看来，虎墩兔虽然西迁，但对于后金依然有牵制作用。在宣大边外，如果和平相处，也能起到屏障的作用。

但崇祯就心疼那点抚赏银，借着边外饥荒，竟想趁机饿死蒙古诸部，从而消除边患。

但效果不敢恭维，插部犯边，竟打到了大同，明朝军民的伤亡和损失很大。崇祯又不得不恢复了市赏，穷折腾了一回。

现在，东江军对战马的强烈需求，终于让崇祯重视起来。而离秦皇岛专用码头最近的，就是蓟镇。

在当时，蓟镇原有的马市早就停了。一是喜峰口的黑峪关，二是三屯营，都属于月市。

另外，还有开平、遵化、古北、马兰、燕河、台头等十几处不定期的马市，以及京师会同馆官市。

兵部对于皇帝要重开蓟镇马市的指示，倒是提供了比较详细的资料。但也提到了关键的一点，那就是与谁交易。

蓟镇边外是哈喇沁等蒙古诸部，在建虏绕道入关时，可是充当了帮凶的角色。与他们开马市，显然是不合适的。

对此，兵部也给出了办法，那就是以开马市诱插部东返，也就是让察哈尔部重回故地，并借林丹汗的手，对通虏的蒙古诸部给以打击或消灭。

崇祯看着兵部的计划，觉得未必会很快见效。沉吟半晌，他决定让太仆寺的官员前往宣大，从大同和张家口这两处最大的马市，采购战马和耕牛。

出于对战马和耕牛的迫切需求，毛文龙在奏疏中还提到，复州和盖州的耕地，将使东江镇通过屯田获得大量的粮食。而朝廷准备发放的粮饷，可以先用来购买战马和耕牛。

说白了，不用朝廷另外花钱，崇祯也不必心疼。东江镇等于是自己出钱来采购。

“还是毛文龙知道朕的难处，是真懂事儿呀！”崇祯很是感慨，对毛文龙竟生出了几分好感。

除了买马之事，就是收复复、盖两州，毛文龙与袁崇焕的操作可谓是截然相反。

袁崇焕刚在辽西上任后，为了政绩，便派祖大寿率兵“收复”了锦州和大凌河城。

然后呢，便是向崇祯要钱重修，一下子就得几十万两银子的工程费。

所谓的收复，不过是把建虏不要，且已经拆成废墟的两座城池再派兵占领。不仅没有丝毫斩获，还给朝廷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不仅仅要花钱修筑城池，还要驻兵守卫，光是往锦州和大凌河城运粮，耗费就很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