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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夏天。

一件“不可能”的工程在这年夏天开工。六千多个退除役官兵和无数的失学青年、工程师、技工、学生从台湾各个角落里涌向中央山脉。开路、架桥、炸山、筑隧道……艰苦而惊心动魄的工程开始了——人的信念撞开了坚厚的山壁，把“不可能”的工程变成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工程。

刚刚有过一次台风和豪雨，山路就显得特别的崎岖、泥泞和陡峻。纪远和几个同伴，穿着笨重的长筒爬山鞋，扛着十字镐，背着行囊（里面装满了踏勘工具、绳索、急救包和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从那条临时搭起的栈道上走回到工地。望见那一排数间茅草小屋和帐篷时，他不禁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就是这样，不住地勘查、测量，勘査、测量，从一座山翻到另一座山，整日与岩石、树木、泥泞为伍，和蚂蟥、蚊蝇、毒蛇作战，在崇山峻岭、杳无人迹的地区穿出穿进，这种生活，他已经过了整整的半年了。

半年来（从五五年冬天到五六年夏天），他跟随着许多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们，深入山区，研究路基、桥梁、隧道、涵沟、挡土墙、驳坎的种种问题，踏遍了合欢山、黑岩石、羊头山、馒头山、立雾大山等重重山峦，在艰苦而困难的工作中，早已和城市脱离了关系，嘉文、嘉龄、可欣、湘怡、胡如苇……这些距离他已经很远很远了。他心中和眼睛里都只有山林树木和峭壁绝崖。整整半年内，他只到过花莲一次，台中一次。他没有再去台北，料想中，他在朋友们的记忆里大概已经退色了。

横贯公路正式开工以后，纪远原准备离开山区，再回到人的世界里去，但是，那轰轰烈烈的工程把他留住了，他舍不得离开，不为了那为数可观的薪水，是为了那种气魄和精神，对他具有绝大的感召和吸引力。而城市中，却有着过多该埋葬的记忆。他留下了。日日与岩石、钻孔机为伍，与赤裸着上身、汗流浃背的荣民们相对。他不可否认，自己经常会陷在一种苦闷、迷惘和暴躁的情绪里。于是，他会抓一把铁锤，脱掉了上衣，加入那些工作的人们中，用铁锤猛敲着那些顽石。他工作得那样发狠，似乎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撞开那巍巍然屹立着、坚不可移的山壁。每当这时候，他的同事的工程师们，以及工务段的驻扎人员和医务人员，都会微笑着说：

“纪远又在发泄他用不完的精力了！”

一天的苦工，会使他饱餐一顿，然后倒在任何一个地方，帐篷内、草寮中，或铁皮顶的“成功堡”里，甚至于露天的岩石和草丛内沉沉睡去。他最怕无眠的夜晚，那交叠着在他脑海中出现的人影常让他有发狂的感觉，于是他只有爬起来，找一瓶酒喝到天亮，再带着醉意去击打那些永远击打不完的岩石。工务段的人常纳闷地说：

“常看到纪远喝酒，就没看到他醉过，别人喝了酒要睡觉，纪远喝了酒就敲打岩石！”

在他们心目里，纪远是个不可解的青年，二十几岁的年纪，肯安于深山莽林的生活，没有丝毫怨言及不耐，工作起来像条蛮牛，不工作的时候，就沉默得和一块大山石一样。有时，他们拍着他的肩膀问：“喂，纪远，你的女朋友在哪儿？”

纪远会瞪人一眼，一声不响地走开去。久而久之，大家对他的女朋友不感兴趣了，他们给了他一个外号，叫他做“不会笑的人”。他性格里那份活泼轻快已经消失了，山野把他磨炼成一块地道的“顽石”。

在这些同事中，只有小林和纪远比较亲近，小林也是个刚刚跨出大学门槛的青年，只有二十三岁，是成功大学学土木工程的，和纪远一样，他在横贯公路的工作是半实习性质。大概由于年龄相近，他对纪远有种本能的亲切。他属于那种活泼爽朗的典型，常不厌其烦地把他的恋爱故事加以夸张，讲给纪远听，然后说：

“纪远，你准经过了些什么事，使你的心变成化石了，有一天，这块化石又会溶解的，我等着瞧！”

但他等不出什么结果来，山石树木里没有溶解化石的东西。

沿着那条栈道，纪远和他的同伴们回到了工务段的成功堡里，这一段的负责人是位经验丰富的老工程师，他正为台风后的种种问题大伤脑筋。这一次的台风也实在不幸，使部分的工程坍塌，又使一些技工们寒了心，坚持要辞工不干。看见了满身泥泞的纪远，老工程师担心地问：

“前面的情形怎么样？”

“和猜想的情形相同，山崩了，路基都埋了起来。不过，”纪远坚定地咬了咬牙，“并不严重，我们可以再炸通它。”

老工程师忧虑地笑了笑，叹口气说：

“但愿每个工人都有你同样的信心！与其雇用这些技工，真还不如全部用荣民。”

纪远没说话，他们把调查的结果绘制了一个草图，交代了草图之后，他回到他的草寮里。小林刚刚到溪流那儿去洗了澡回来，嘴里哼着一个不知道从哪个荣民那儿学来的牧羊小调：

小羊儿呀，快回家呀！

红太阳呀已西斜！

红太阳呀，落在山背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