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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版的书的目录,起初记在一个本子上,逐本登记。后来,在电脑中建立了“叶永烈著作目录”,按照时间顺序登录了我的所有著作的目录。
我的被翻译成外文以及少数民族文字的著作,我的获奖记录,被改编成连环画、电影、电视的作品,都逐个记下。
还是在1987年,上海师大中文系柳尚彭教授系统研究我的作品,他着手整理我的作品目录。我的《作品目录》是每天收到发表的文章时,有的文章发表在前但是收到在后,有的文章发表在后收到在前,因此在《作品目录》不完全严格地按照作品的发表日期顺序登记。所谓整理,就是严格按照作品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在没有电脑的年代,柳尚彭教授光是整理一下我的《作品目录》,就花费了一个暑假。
四川外语学院社会科学系郭久麟教授要研究我的纪实文学作品,我送给他一张自制的光盘,内中收入关于我的评论及报道便近百万字。
我的日记,确实与众不同。我的“主日记”与“副日记”已形成了“日记群”。
我的创作任务甚重,每天只是在子夜时分,抽出几分钟,随手记下几笔。多少年来,我已养成了每日必记的习惯——因为日记已成为我的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绝版”的手稿库(1)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朋友刚从我家取走一批手稿,上海作家协会的朋友接踵而来,又是前来“瞄准”我的手稿。
作家的手稿被人们看重,是因为具有收藏与研究的双重价值。当今,鲁迅的一页手稿或者郭沫若一封书信的价格都不是万元所能打发的。收藏家正在市场上以高价收购作家手稿,就连一位名作家向居委会打的一张收据也成的收藏家寻觅的目标。研究作家的手稿,可以悟明作家的写作习惯、思维方式,把手稿与出版的作品相对照,可以查明多少地方作了修改、怎样修改。
如今手稿愈发被看重,是因为中国当代作家的手稿正在走向“消亡”。自从采用电脑写作以来,虽然软盘、光盘也可以说是现代化、电子化的“手稿”,然而这样的“手稿”无人问津。研究者、收藏者所看重的,是真正用“手”写出来的文“稿”。
我不由得记起,前些日子采访一位房地产专家,请他解释为什么对于房子来说,“第一是地段,第二是地段,第三还是地段”?他用了一连串的术语来回答我,说那是因为土地资源的“有限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我想,把“有限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这“三性”搬来形容正在走向消亡的作家的手稿,倒是最恰当不过了!
为了捐赠手稿,我打开书房里的两个大柜,里面堆满了我当年“爬格子”留下的产物——手稿。倘若从地面往上摞,足足可以堆到天花板。我能够保存这么多手稿,除了一部分是出版社在出书之后退还的原稿之外,还在于我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写第一本书,就养成了留存“拷贝”的习惯——写稿时夹一张复写纸,留一份复写底稿。当时这么做,为的是寄书稿时万一丢失,不至于“全军覆没”。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的书稿在邮寄时丢失,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再说,在出书的过程中,编辑总要作些删改,我希望能够保留一份原汁原味的手稿。当年,我买方格稿纸、复写纸以及圆珠笔,都是整箱、整盒、整打地买。我每写完一部新书,妻就用鞋匠绱鞋的锥子把手稿装订起来,再把过期的挂历反过来糊作封面,整整齐齐加以保存。这样,年复一年,柜子里就堆满了手稿。
自从1992年我买了一台“286”电脑之后,我就结束了“爬格子”的岁月,跟方格稿纸“拜拜”。从此,我再也没有手稿,只有软盘——先是用那大饼大小的五寸盘,后来用烧饼大小的三寸盘。我的电脑换了一台又一台。如今我的电脑安装了刻录机,书稿刻在薄薄的、银光锃亮的光盘上。我向出版社交稿,把书稿放在“伊妹儿”里发过去就行。我兼作家与排字工人于一身。出版社出版我的书,再也不必排字,而只须排版。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绝版”的手稿库(2)
在电脑面前,我变得“谦虚”多了,因为我半个多世纪所创作的作品,只消一张DVD光盘就全部装了进去,还绰绰有余!倘若“化”为手稿,堆起来像座小山。采用电脑写作,不仅节省了诸多“住房面积”,而且采用“搜索”功能,在“一眨眼”的功夫里可以从电脑中调出任何一篇文稿……
我送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手稿之一,是“残缺”的《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的手稿。全书共十二章,而手稿只有第一章至第三章。后九章之所以没有手稿,是因为用电脑写作的。
当我写完这部长篇的前三章时,正好刚购置了第一台电脑。从此,《毛泽东与蒋介石》前三章,成为我最后的一部手稿。此后,我的上千万字的新著,全部用电脑写作,再也没有手稿。就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与蒋介石》尽管是一部“残缺”的手稿,却格外珍贵,见证着我与手写如何“告别”。如今,在我家,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一页空白的方格稿纸!
细细检阅自己那些久违了的手稿,内中有两部手稿,我实在舍不得捐赠:
一部是我1959年暑假写出的平生第一本书《碳的一家》的原稿,不是写在方格稿纸上,而是写在横条练习本上。
另一部是《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原稿,写于1961年。那时候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我在北京不仅吃的是发黄的窝窝头,连从市场上买到的方格稿纸也是发黄、发黑的。我写在这些粗劣稿纸上的小说,却洋溢着浪漫的想象和美丽的憧憬。
面对一大堆“过去式”的手稿,那一个又一个从我的笔下写出的方块字,仿佛凝固着我的生命。然而,我除了历史的沧桑感之外,毫无留恋感。用电脑代替手写,是一大进步,正如印刷从此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一样。
在我看来,作家与画家不同,作家的作品最终是以书本上的印刷体汉字与读者见面,与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写作无关,而画家则必定是把“挥毫”的结果直接印在书刊上。我庆幸赶上了作家“大换笔”的岁月,电脑大大降低了写作的“劳动强度”,大大提高了写作速度,使我如虎添翼。我属于“转型期”的作家:前半生用笔写作,后半生用电脑写作。如今,大批的年轻作家恐怕再也没有经历我这样的“转型”,再也没有手写与电脑写作的比较感,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用电脑写作。对于他们这一代来说,是手稿消亡的一代——他们写作一辈子,也没有留下一页手稿!
我想,在一个世纪之后,文学青年在文学馆里见到我们这些“前辈”的手稿时,会大为惊奇:哎呀,他们怎么用笔写作?!
当然,在作家群里,也有卓尔不群的例外。我惊讶地得知,女作家王小鹰最近“扩军备战”,买了一百万字的空白方格稿纸,以创作新的长篇!我曾经问她,为什么不用电脑写作?须知,她的先生留洋归来,足以充当她的家庭电脑教师。她却说,她习惯于手写,而且她习惯于用蘸水钢笔写作——这可以说是十八、十九世纪作家的写作习惯!人各有志。看来,在洪水般的电脑潮面前,也有王小鹰这样坚决“不投降”的作家,给手稿带来了一线希望:作家手稿不至于全军覆没……
西子湖畔寻回珍贵手稿(1)
在我的书房里,还保存着一批用毛笔书写的珍贵手稿——岳父的手稿。为了寻找这批手稿,我和妻专程从上海赶往杭州。
多次去过西湖,只是站在湖边平视而已。这一回,我有幸站在孤山上一幢豪华别墅里,俯视西湖,整个西湖都纳入视野。银镜般的湖面上悠悠地荡着三五游船,苏堤上的五座小桥横卧清涟之上。久雨初晴,湖上袅袅飘着淡淡的水雾,四岸镶嵌着的一圈绿树都变得朦朦胧胧。
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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