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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部分（第3页）

布以前的判例对这点是不明确的，某些判决强制合股者以其本人全部财产承

担公司的责任。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期票的讨论。由于认识到经济的发

展取决于信贷的发展，也就是取决于银行的安全，有些人主张一个私人在拒

绝清偿本票的情况下应视同商人，因而得受拘留处分，责令清偿。莫莱却成

为反对派的热烈的代言人，他认为：这样做是仿效英国，是为了对少数自私

的商人和银行家有利而牺牲了人身自由，因而是背离了普通法；法国无疑应

该经营商业，但是首先应该基本上还是农业国。这些反对派明确地指出：如

果受贸易和金融方式的支配，公民们就会把积蓄作为终身年金存入这些机

构，把总是不稳定的动产财富放在首位：这就不会再有大家族和阶级，从而

势必慢慢地破坏君主制度的基础。这是一些能够诱惑拿破仑的理由，尤其是

在这个时候。然而拿破仑的睿智豁达占了上风，他主张折中的办法：决定私

人如果进行商业交易而签署了期票，那么他就可被视为商人处理。

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典主要是最后两部。这两部法典于1810　年开始实施，

就在这个时刻，4　月28　日的法律又一次改组了司法机关，赋予它以后保持很

久的形式，唯一的例外是这个法律所赋予区首府以外各市长的违警管辖权，

不久就被剥夺了。这一法律规定了任命法官的方式和条件，以及有关他们的

纪律；政府利用这个机会又进行了一次清洗：巴黎上诉法院的三十一名法官

被清洗了八名。这些变动似乎并非是由政治原因引起的；但是司法部门人事

构成的变动也和其它部门一样，朝同一趋向演变；在贝藏松，旧高等法院的

两个院长和五个法官又进入了法院。不管怎样，革命人士在司法部门更好地

保持了他们的权力，因为司法人员是终身任职的，只有几次清洗是例外的情

况。

镇压机构还在加强。检察院得到确定的组织形式；预审完全是秘密进行

的；保安法官没有了，起诉事务集中在检察长、总辩护官和预审法官的手里；

郡守又取得了任命判决陪审团的权力；起诉陪审团取消后，它的职能转移给

上诉法院中的一个法庭。特别法庭以“普通特别法院”名义保留了下来；但

是只有军人充当法官了；此外，在陪审团暂停时或镇压某些重大罪犯时，还

设有“非常特别法院”；在1810　年这一年出现了“海关特别法庭”。按照宪

法规定，元老院还能以有损国家安全为理由而撤销陪审团的判决；1813　年，

元老院把刑事罪法院已经释放的，被控告走私的安特卫普市长移送到一个特

别法院。至于刑法，虽然不恢复拷打酷刑，但恢复了烙面、枷刑、对弑父母

罪犯的砍手刑，以及剥夺全部公民权。

尽管加强了刑事制裁，帝国和执政府一样并不单独依靠它，而是更依靠

行政镇压措施，也就是说依靠警察。先是在大臣富歇，以后到1810　年在大臣

萨瓦里的领导下，由负责各“警务区”的参政官执行；自1808　年起，还在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