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读书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7部分（第2页）

而另一些话，另一些黑夜中的温柔细语，另一些乌黑的卷发和滚烫的呼吸在北岛的“雨夜”中歌唱，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念出这些我们记忆中的诗行（而不是戴望舒的《雨巷》）：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我决不会交出你

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

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

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

而你的微笑将印在红色的月亮上

每夜升起在我小窗前

唤醒记忆出奇不意的“铁条”，我们生活经验中一个熟悉而“亲切的”词汇，在这里，它带着一种近乎残忍的极乐（beatitude）刺入我们欢乐的心中。

“铁条”和爱情和受难和我们日常性的束缚和“伟大的”政治纠缠在一起。这样的抒情诗（或爱情诗）当然会在人们的心中一石激起千层浪。这“雨夜”中的“铁条”正好就是人们内心珍贵的铁条、幸福的铁条，它已升华为一种普遍的英雄象征——当一个人即将成为烈士时，他会含着这个象征（或这个崇高的微笑）从容地面对死亡。

“娜娜”式的爱情或“雨夜”式的爱情成了被压抑的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偶像（这压抑指６０—７０年代），一个我们自己才能理解的神话。即便像赵一凡这样研究西方后现代的学者，也会在哈佛大学的学生咖啡厅里，随着《娜娜之歌》的插曲开始他“昔日重来”的精神漫游或“用网捕捉我们的欢乐之谜”的漫游。但这个神话，宇文所安认为是应当避免写出的。他说：“这种伤感正是现代中国诗坛的病症，较古典诗歌中令人窒息的重荷更为不堪忍受的欺骗。在现代中国，这种病症出现在政治性诗歌中，也在反政治性诗歌中出现。”宇文所安：《何谓世界诗歌？——对具有全球影响的诗歌之期望》，《倾向》，１９９４年第１期。真的应当避免写出吗？其实这是一首具有典型中国政治现代性经验的诗歌，它有着十分特殊的中国语境，而这个语境是宇文所安绝对不能理解的。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必须指出，即“政治性”是中国文学和诗歌自古以来的一个深远传统。吉川幸次郎也反复说过：“中国文学以对政治的贡献为志业，这在文学革命以前，即在以诗歌为文学中心的时代就已是这样。诗歌的祖先《诗经》是由各国的民谣及朝廷举行仪式时所唱的歌组成的，后者与政治有强烈的关系，自不用说，前者也常常有对于当时为政者的批判，这成为中国诗的传统被一直保持下来。被称为伟大的诗人的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等，也是因为有许多对当时政治持批判态度的作品才成为大诗人的。一般来说，陶渊明、李白对政治的态度比较冷淡，但大多数的中国评论家又说，其实二人都不是纯粹的不问世事的人，他们也有对当时政治的批判或想参与政治的意图，这是符合事实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只写个人情感的诗人。但这些都是小诗人，不会给予很高的地位，这是中国诗的传统。”（吉川幸次郎：《中国的文学革命》）因此，我认为，讨论北岛早期诗歌的政治性，应该将其置于这个伟大的中国传统中来进行，而非简单的否定。

今天派的诗歌形式与俄罗斯的现代诗歌形式更相契合（虽然也受了一些西方诗歌影响）。俄罗斯的现代诗与西方的现代诗是不同的，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斯塔姆、茨维塔耶娃，他们写的不是西方所谓的“世界主义诗歌”，而是有一个鲜明的苏联社会主义背景。他们首先要用诗歌解决个人生活中每天将遭遇的严峻现实政治问题，为了突破“政治”、歌唱自由，他们不惜用尽一切“细节”、一切“速度”、一切“超我”，像一只真正泣血的夜莺。西方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已超越了政治而专注于最普遍、最基本的人性本身。正如一位作家所说：“帕斯捷尔纳克是苏联的作家。而索尔·贝娄不仅仅是美国作家，也是全人类的作家，他越过了地缘政治这一概念，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对全人类的所有人性问题的关注、理解和同情。”而今天派的背后同样有一个社会主义背景，俄罗斯诗歌自然而然成了它的姐妹。从这一点上说，今天派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勿用置疑，同样的内容、同样的背景，当然就采用同样的形式。

时至今日，当我们回忆起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中，今天派最活跃的那段历史时，我们仍然不觉惊叹：今天派带给我们的神话是罕见的，也是永远的。它通过几个人，一些诗就完成了对一个伟大时代的见证。

而今天派之后的中国诗坛又是另一番景象了。“诗是作为一种已经完成的社会华丽仪式和庄严仪仗而创造的。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光荣才会有它应有的地位。”（马拉美）中国诗歌在经历了今天派诗人的“华丽仪式和庄严仪仗”后，它的光辉暗淡了、陨落了。“我们这个时代，诗人是对整个社会*了。”（马拉美）早在１９世纪末，马拉美就宣告了这一点、预言了这一点。也正如叶芝所说：“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今天的诗人只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或一个孤独的掘墓人，要不就是一个高科技时代的“笑话”或一个２０世纪最后的堂·吉诃德先生。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　读书与瞌睡（1）

我的运气还不算坏，只在小学一年级当过一个月的模范学生。我后来漫长的学生生活都与惩罚、惹祸甚至开除（我读研究生时遭此厄运）连在一起。

我的内心和外表离开得太久了，我左右为难，无法调合，活得难受。归根结底，我内心的“反抗”是我３７岁以前的一贯主题，是我躲也躲不脱的灾星。我始终虔诚地在这个世界上寻找一个妥协或者和解的对象，这个对象却杳无踪影。日夜高悬于我头上的是一根无形的斗争的鞭子，它抽象地抽打我，逼迫我去反抗“下午”的一切：一个不顺眼的老师、一张必须填写的表格，一把滑稽的木匠的工具（我小时候因看不惯一个木匠的刨子，曾用松香油将它涂满）。我只要反抗，哪怕一次很小的毫无必要的反抗都会让我获得一种舒坦的平静，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感觉啊！可怕的破坏性，或夸张的“颠覆感”。但这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原来人世的吉祥安稳，倒是因为每每被打破，所以才如天地未济，而不是一件既成的艺术品。”（胡兰成）这正是说到了艺术的本质，破坏即创造。而破坏或反抗到了尽头就要抵达“恢复”，正如欧阳江河在送给我的一首诗中这样描述的：精神疲倦了，但终得以恢复。

和世界清账，什么也不欠下。但“恢复”还遥遥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