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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2页）

在汉口被攻下之后，袁世凯又派出了亲信蔡廷干前往武昌与革命党人进行试探。袁世凯之所以要派出蔡廷干去谈判，主要是考虑到蔡廷干曾经是北洋舰队的鱼雷艇管带，与武昌首义的都督黎元洪曾有同袍之谊，但蔡廷干到了武昌后，因为双方立场差异太大，仍旧没有谈拢。

由于谈判久久不见成效，袁世凯又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以挫败革命军的士气。11月21日，北洋军向汉阳发起猛攻，尽管革命军有黄兴等人指挥抵御，但终因为实力相差悬殊，汉阳在26日便宣告易手。

在攻下汉阳后，前军指挥冯国璋被清廷授予二等男爵。冯国璋在得到电旨后，他十分激动的对身边幕僚说：“想不到我一个穷小子，现在竟然封了爵了！这实在是天恩高厚，我一定要给朝廷出力效劳！”

在高兴之余，冯国璋便打算乘胜将武昌一举拿下，日后也能博得加官进爵、封侯拜相，岂不美哉？于是冯国璋便派重兵占住龟山，架起机关大炮轰击了三天三夜，正当他想发兵渡江时，袁世凯一纸电报发来，命令暂时停战，这顿时浇了冯国璋一头冷水。他没法理解，在士气大振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彻底拿下革命党的地盘建立功勋呢？于是冯国璋一边给袁世凯发电报，说现在“机不可失”、“武昌唾手可得”，一边又下令继续炮击武昌，并无放弃进攻的表示。

袁世凯得知后勃然大怒，随后连发七道电报，严令冯国璋立刻停止进攻，切勿再轻举妄动。为了防止冯国璋坏了自己的好事，袁世凯随后将其调回北京，委派另一名亲信段祺瑞为前敌指挥。说到底，冯国璋毕竟只是个军人，他不懂得政治上的这么多道道，更不懂得他的袁主帅其实是在清廷和革命党之间进行平衡和博弈。老袁要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冯国璋那脑袋哪能理解得了。

袁世凯并不急于武汉的战事，他当时要做的，是先将那些皇族亲贵如载涛和毓朗等人，以“亲贵不得预政”的借口从军咨府等机构中扫地出门；不仅如此，就连摄政王载沣也在袁世凯的压力下，于12月6日交出印信，退回藩邸。以载沣的能力和性格，他倒不如回家抱孩子来得自在。

在武汉取得压倒性优势后，袁世凯又向革命军大抛橄榄枝。这一次，袁世凯请出他的好友、英国公使朱尔典出面调停，于是交战双方再次停战议和。在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后，袁世凯掌握了清廷的军政大权，随后他又名正言顺的派出议和代表唐绍仪率各省代表南下谈判。

唐绍仪原本是选派留学美国的幼童，在清廷中断留学事宜后返回国内，后来被派往朝鲜，随后便一直在袁世凯手下任事，并深得袁世凯的信任。南方独立各省则选出伍廷芳为议和代表，伍廷芳早年曾留学英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洋的法学博士，由他来担任南方代表，双方算是旗鼓相当。

12月12日，唐绍仪等人抵达武昌进行谈判。在会晤黎元洪的时候，唐绍仪透露了袁世凯也有意赞同共和，不过得经过国民会议决议后方可让清廷下台。黎元洪得知后，便将消息告知了正齐集南京的各省代表。在同黎元洪取得谅解后，唐绍仪一行人又在革命党人王正廷、谭人凤等人的陪同下，乘坐“洞庭”号轮船顺江而下，前往上海进行谈判。

12月18日，南北双方代表在上海公共租界议事厅开始正式谈判，英、法、德、美、俄、日六国驻上海领事也都作为见证人出席了会议。谈判开始后，双方先就全面停战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达成了一致。

对于政体问题，伍廷芳首先提出，如今全国人民（你如何得知？）都向往共和，因此赞成共和是谈判的前提；而唐绍仪表示，袁世凯并不反对共和，但必须召开国民大会（话虽有理，但实难操作），政体应取决于民意。双方各持一词，不肯让步。

实际上，袁世凯最初是希望保留清室，他认为虚君制下的君主立宪比较适合中国国情（如同英国），这样既照顾了清廷的面子，又满足了革命党的要求，而自己又从中掌握了大权，这是他最希望达成的谈判结果（或许本该是当时最好的方案）。

但是，南方代表坚决反对保留清室，他们声称，如果能废除帝制，革命军可以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但前提是他必须拥护共和，放弃君主立宪的主张。总而言之一句话，清帝必须退位（他们不明白，废除皇帝不等于废除专制，两者实则天壤之别）。

对于南方代表要求清帝公开下台的要求，袁世凯也很是为难。从他的心理上来说，他个人虽然希望当上民国大总统，但也不想落下欺负孤儿寡母的骂名，毕竟袁家在清朝三代为官，也不能把事情做绝了；假如能够通过国民大会的形式、以国民公意作为台阶，那就从容多了，但这事不好办哪。

在谈判过程中，南京被江浙联军攻下，原聚集在武昌的独立各省代表迁到南京，也在开始着手筹备临时革命政府，但由于各省革命党派系林立，无人可以服众，一时间相互纷争，临时革命政府竟然无法出台。正当袁世凯还在运筹帷幄、为政体问题大伤脑筋，而革命军阵营为推选领袖而烦恼时，这时海外来了一个人，正好将问题迎刃而解。

此人便是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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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孙中山是何方神圣

初试共和

九、孙中山是何方神圣

要说起孙中山先生，固然是名满天下、人所皆知，但需稍做提醒的是，孙先生终其一生，从未自称过“孙中山”，他的一切公私文件签名，都一律使用“孙文”二字，这与大家所熟知的“孙中山”名称相去甚远。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考证，孙先生一生中曾有二十多个化名，“中山”二字便是当年闹革命的时候，为了便于掩人耳目，日本人代他起了个名字叫“中山樵”。据说梁启超在和革命党论辩之时也曾称“中山”一辞，似有不敬之意。后来，“孙中山”一名大行其道，为人所景仰，不过那是在“二次革命”之后的事情了。

孙中山，原名孙文，字逸仙，生于1866年11月12日（同治年间）。按唐德刚的说法，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至少在文化上并非本地土著。孙中山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其家世代为农，未见宽裕。在读过几年私塾后，13岁的孙中山于1879年离开家乡到檀香山投靠长兄孙眉，由此进入当地的教会学校，读英文，从西学，接受西方教育。1883年，孙中山一度想受洗入教，但遭到了长兄孙眉的强烈反对，孙中山一怒之下便回到了老家翠亨村。

回家之后，年轻的孙先生觉得村中保守依旧，死气沉沉，于是他和另一个新派青年也是他的童年好友陆皓东将村中北帝庙的神像给推翻砸倒&；not；。这种革命行为，欧洲新教徒在宗教改革运动时干过，当年洪秀全也曾干过，但结果是捅下了马蜂窝，村中长辈野老要找他们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