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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部分（第3页）

再起波澜的是，2008年年中，注册资本1亿元的全国保险保障基金公司被批准成立，原由保监会财务部管理的超过100亿元规模的保险保障基金将交由基金公司运作。

更为诡谲的是，关国亮被移交给司法机关的消息传出之前不久，某财经媒体突然爆出了一份早在1996年就秘密签订的有关新华人寿股权的代持合同，称外资第一大股东苏黎世保险通过股权代持已实际控制新华人寿股权达到27。5％，从而逾越了监管层规定的外资持股不超过20％的政策“高压线”。

关国亮事件中的另外一条主线意外曝光。这份尘封了11年的合同被披露，而且爆料者对其条款内容了如指掌，如果不是内部人，做到的难度相当大。

种种迹象不免让人联想，这似乎是关国亮被移送司法处理之前的最后一搏。神秘合同透露的信息显示，苏黎世10余年不停追索，暗中交易，规避政策限制，力图获得新华人寿控制权的努力和决心，亦是外界所不能想象的。

此时，回首关国亮事件的起始，不妨做几个假设推理。

如果不是关国亮意图从“管家”变“老板”的努力，他可能不会失去自己的权力基础。

如果不是苏黎世等股东持续不断地检举，关国亮断不会失势，而他所谋划的新华控股、财险公司等蓝图可能已经实现，尽管这些可能是更漂亮的肥皂泡，如同新华人寿之连续盈利。

而如果不是保险保障基金的强势介入，今日之新华可能早就落入苏黎世的棋局之中。后者才是苏黎世不断追索的目标，而检举不过是其中的一种手段，如同始于1996年的代持一样。

好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太保涅槃（3）：寿险嬗变

2006年，刚刚引入外资的太保寿险风波再起。

这一年8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一篇调查《“凯雷门”：太保寿险被指低估近百亿》，文章认为“凯雷外资团的出价仅相当于太保寿险合理估值的35。9％”，于业界内外掀起轩然大波。

其时，中国金融业正陷入“贱卖论”的巨大漩涡之中，外资通过入股国内垄断的金融行业，短期获得暴利的事实，激起广泛的质疑和争论。而太保内部，已经调职的前任董事长王国良此时也被传言牵连入上海社保案。

于此危机时刻，外表温文尔雅的金文洪（3）一脱上海式低调，挺身而出，携纪委书记、办公室主任等少数随从，约见重要媒体，说明引资真相。

“我对今天所说的事实和数据负全部法律责任。”金文洪开门见山地说。作为这段历史重要的当事人，金是中方谈判小组的负责人。

随后，金开诚布公地讲述了太保寿险的引资历程。其严密的逻辑，清晰的数据，有理有据的陈述，震住了心存挑战的《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

“当我们财务遇到困难，偿还能力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帮我们承担。”金文洪说道。

金回忆，1999年开始的太保引资之路持续了6年。这期间，太保寿险先后与国际上18家公司进行接触和磋商，最终和其中8家公司进行了深入的洽谈，这8家公司分别是美国安泰、澳大利亚AMP、荷兰ING、美国花旗、美国AIG、中国台湾的国泰、美国保德信、美国凯雷等。

谈判的焦点就是利差损。

“深入谈下来，大概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以花旗为代表的，要太保寿险把老业务全部拿掉，剩下的什么价钱都可以；第二种，就是ING，要求分期付款，10年每年支付4000万到5000万美金，并且中途随时可以中止合作；第三种就是AMP和凯雷。”

其中，AMP是在2001年谈的，当时的评估价值是4亿美元。5年以后，凯雷入股时候的估值还是4亿美元。

虽然估值一样，但是其中保险资金投资回报假设不同。“太保寿险同AMP洽谈时，设定的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为6％～6。5％，而在凯雷入股的时候，则参照平安和中国人寿上市时的假设，设定为4。4％～4。5％。”投资回报是决定保险公司价值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虽然估值的数字一样，但是由于凯雷的投资回报低于AMP，实际的估值还是高于后者。

金文洪勇敢的举动，为太保赢得了理解和主动。至此之后，再无舆论纠缠于太保贱卖之话题，太保发展的外部环境为之一新。

引入外资之后，寿险先行启动变革。

太保寿险引资凯雷之时，保监会副主席魏迎宁对此事曾转述过自己的两点意见：一是公司的治理结构如何改善；二是如何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因为如果不能转变盈利模式，新注入的几十亿元资本金，也可能只能维持几年。

凯雷参股之后，于制度层面，太保寿险在董事会下设立管理委员会，寿险董事长金文洪兼主任。管理委员会其下成立了经营管理委员会，具体操刀太保寿险的日常经营与管理。

同时，太保寿险还引入了多位海外高管，构成了管理的“国际团队”。其中，经营管理委员会主席由华人保险圈富有影响的“大人物”潘燊昌（Patrick）担任。

和中国商业保险传统的领导做派迥异，潘燊昌其实是一个性情领导，其畅销书《听老板就错了》和《胆大包天》书迷众多。而太保员工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