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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需要一点朦胧美。

中国市场未开放之前，几乎所有的保险巨头都无一例外做着一场春梦。全球最后一个保险市场的洼地，超过10亿的保险人口，不断演绎的经济增长神话。这样的憧憬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越发急切。

保险行业监管部门一度设立了一道特别的门槛——“532”。这道门槛规定，外资保险公司要在中国大陆开展寿险业务，其必要前提是，注册资本金不得低于50亿美元、公司营业满30年，并且在中国开设代表处满两年。这样的规定，堵住了港澳台地区多数保险公司的财路，却没有挡住欧美一流保险公司挺进的步伐。

然而，于今回首，外资巨头赚钱者寥寥无几。

但凡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的，无一例外均是海外之保险巨头，身世显赫。例如，安联、安盛、荷兰国际集团、美国大都会以及纽约人寿等等。光鲜的“强强联合”却制造不出一个伟大的企业——既做不大，也做不强。合资公司成立10余年后，市场迄今没有诞生恒星，虽然间或曾经有流星飞过。

合资公司发展的初期，股东双方都按照合资合同，各自委派自己的高管人员，各自负责对高管的考核和奖惩，实行的是一种股东委派治理的模式。实践证明这种“伪治理模式”貌合神离，难以形成合力，股东之间更难言互补、尊重与理解。

“合资困境”成为中国市场最为深沉的叹息。

耐不住寂寞，合资寿险公司酝酿另类出逃路径——借“口”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合资寿险公司光大永明的外方股东选择直接变“性”，从合资寿险公司“退回”成为中资寿险公司。

2009年7月29日，光大集团与加拿大永明金融达成重组协议。重组之后，光大永明的注册资金将从12亿元人民币增至30亿元人民币，没有同步增资的永明金融股份摊薄至20％，满足了中资寿险公司外资参股的监管标准：中资保险公司外方的持股比例上限为25％，单一外资机构的持股比例最高为20％。

除了特立独行、唯一享有独资待遇的友邦保险，外资寿险的巨头依然在不断调整盈利预期计划。2008年底从安联泰国公司调入中德安联的新任CEO柏思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一种心态：“我们对盈利目标不会具体设定为几年，但一定要有很好的业绩，很多说法是寿险公司7年要盈利，但我们愿意乘以2，也就是用14年的时间进入盈利周期。”

中国的寿险市场，宛如一个小小的黑洞，只见投入，而且似乎是无尽地投入，考验着资本家们钱袋的深度，煎熬着保险巨头们忍耐的底线。2008年，30多家外资寿险公司市场份额从年初的8％下降至年末5％，赢家难寻。

不过，亦有例外。

投资平安的高盛、摩根斯坦利和汇丰就赚到了钱，而且是赚到了大钱。再如，香港二级市场上投资中国人寿H股的专业，抑或非专业的投资者都捡了金娃娃。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真真切切卖保险的赚不到钱；但是虚虚实实投保险股票的却赚到了这个市场最大的利润。

四、民营资本的红与黑

民营资本对于中国商业保险，宛如硬币的两面。

一面是暗色。

综观30年中国民营资本，或者太急，希望赚快钱；或者太波动，成败转头空，富则暴富，穷则一泻千里；或者本身就带着原罪的镣铐在舞蹈，不明了保险行业最需要的耐心。

从寿险行业特征分析，一般需要5年以上才能实现利润。虽然也有公司号称成立即赚钱，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会计游戏，皇帝的新衣而已。

5年，或者更长的投资时间，使得民营资本进入成为一个幌子，背后的意图是炒卖牌照，或者垂涎寿险公司充沛的现金流。哪怕是善良的民营资本，类似资本市场的所谓“义庄”，一心想被“套”到底的，但是，一旦本业出现问题，则可能没有持续投入的能力。

从资本大鳄德隆开始，进入中国保险行业的民营资本，就是教训多于经验。

一面是亮色。

有一些磅礴大气者意图破解这个死结。例如华安保险斩断“车险毒瘤”的壮士断腕，以及意在构建混业金融渠道的“万店计划”；再如天平车险尝试的“非核心业务外包”模式；再如合众人寿发起的“挖角平安”的攻势，后援先行，苦练代理的坚持。

既要钱来得正，又要坚持得时间长，这对于中国本土的民营资本而言，或许本身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不能否认的是，恰恰是外资和民营资本的鲶鱼效应，搅活了国有保险资本的一潭死水。例如逐步去国有资本化而“混血”的平安，创造30年中国商业保险的一个奇迹。

中国人保、中国人寿登陆海外市场之后，亦改良着自身的基因。或者活力渐长，或者犯错之时，经历市场的惩罚。反观如中华联合此等抱残守缺者，其最后的局面可能坏败不堪收拾，残局难解。

五、非对称的保险监管

或许是一个世界的金融难题，监管总是赶不上市场的创新。否则，全球金融市场本身亦不会体验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