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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0月16日,刊于SWB,1979年10月25日。另外,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0月16日,刊于SWB,1979年11月3日。'。到月底,政府宣布动员了2万4千人,“比原定计划少了很多”'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0月27日,刊于SWB,1979年11月10日。'。上海的情况也很说明问题。1979年10月初,劳动局组织了一次会议,准备10月11日开始的1978年毕业生的分配工作(晚了一年)。9万名待分配的学生中,3万多名得去市郊的国营农场'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10月4日及1979年10月11日,分别刊于SWB,1979年10月16日及1979年11月15日。'。11月底,政府宣布6万名分配在城里的都登上了工作岗位,还斩钉截铁地说在不久的将来国营农场会招收更多的青年,但完全没有提到,预计要去农场的3万人实际上去了多少人'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11月24日,刊于SWB,1979年12月20日。'。看来成绩不佳,下去的人数少得可怜,这才会三缄其口,一字不提。我们掌握的其他不完全数字与后来提供的1979年的全国数字所反映的总趋势相吻合:24万7千7百名知青下了乡,还不到预计数字的13'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显而易见,大部分新毕业生都以消极但有效的抵制手段对抗下乡政策,而地方当局既没有办法亦没有决心来跟这种消极抵抗力量抗衡。
1980:运动终结(1)
到了1980年,当局在现实面前低头了:上山下乡运动在后毛泽东时期是没有可能继续下去的了。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抵制与抗争在1979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促使了政府最终放弃了这场运动,而且也停止了传统上为其辩护的毛式话语。此时,数量庞大的一大批毕业生到了就业年龄。问题因此转移,其实在1978年,特别是1979年,已经开始了,但至今才真正转变成为纯粹的城市就业问题。
1980年头两个月,还有一些有关下乡运动的宣传' 《人民日报》1980年发表的有关下乡运动的15篇文章里,9篇是在1月和2月出笼的。',但调子是绝对地“现代化”了。介绍的模范知青及模范知青队都在经济上赚到了钱,那是因为他们在农村现代化中取得了成就,主要是农业机械化和工商行业的发展。宣传文章强调他们比在城里生活得好:新疆的某一个队的知青在1979年每人平均收入高达1005元(当时模范红旗农场只能分450元),另外一个队居然拥有一个藏书3千的图书馆,那儿的知青都在撰写科学实验的文章' 《人民日报》1980年1月2日第一版。新华社讯,1980年1月1日,刊于China Report,1980年1月14日。《人民日报》1980年2月5日第5版及1980年2月25日第3版。'。主要是突出农场生活能真正吸引青年人的一切。属于江西一个知青农场的一个农工商联合公司还进行了干部制度的“大胆改革”:所有在公司一级以下的干部都是通过不记名投票“民主”选出来的,每半年重选一次。有良好业绩的会获得奖金。这个例子不是独一无二的' 《人民日报》1980年1月30日第一版。我们听说在山西也有这样一个实施类似制度的知青农场;与芒克的访谈,1981年7月12日。',可以显示出负责人们想方设法要把知青留在他们的生产队或他们的农场,但不再采用那经已破产的简单行政措施,而是求助于一些更有效的办法。由于在这些农场发展了工业(一般是加工业)以及行商企业,越来越多的知青离开了农业生产劳动,而领取固定工资' 《人民日报》1980年2月25日第3版,1980年5月30日第2版及1980年6月22日第一版。'。政府当局甚至都预见可以利用这些农场,在市郊建立卫星城市网,正像前一年曾经提议过的那样' 《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7日第2版。'。这些下乡运动“温和”模式跟过去的形式已经毫无关系了。就像福州市动员一些中学毕业生到郊区的秃山头去参加造林工程,为时两年,之后可以在城里得到一份工作。两年中,这些青年人只需参加植树,男的不少于120天,女的不少于100天,就有权回城读书' 新华社讯,1980年1月17日,刊于SWB,1980年2月4日。'。
下乡运动虽然呈现出新面貌,但不能完全抹掉过去的残余痕迹。春节临近,一年一度的“慰问活动”在某些地方继续进行,对象是已在边境地区安家落户的知青'天津电台广播,1980年1月22日,刊于SWB,1980年2月4日。新疆电台广播,1980年2月11日,刊于SWB,1980年2月11日。这两个例子都是讲文革前下乡的知青。'。此外,一直到8月,召开了几次“先进知青”大会'新疆电台广播,1980年2月11日,刊于SWB,1980年2月11日。福建电台广播,1980年5月13日,刊于SWB,1980年5月29日。吉林电台广播,1980年8月8日,刊于SWB,1980年8月14日。'。与王震有密切关系的“保守派”王恩茂,当年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他以最强硬的态度重新肯定下乡运动的传统价值。夏初,那正是每年出现新毕业生分配问题的时候,王恩茂组织了一次有关下乡问题的工作会议,根据他的意思,目的是要统一对该问题的“不同意见”。他在讲话里重申上山下乡是一项正确的政策:
“问题就是:今天的知识青年需要不需要下乡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要说,过去需要,今天需要,将来还是需要。”'吉林电台广播,1980年7月12日,刊于SWB,1980年7月18日。'
王虽然死守传统、墨守成规,尽量维护下乡运动的原则与价值,但他也意识到必须改变形式。他大谈1978年以来运动中涌现出的新鲜事物,可又明确指出“下乡知青的户口及粮油关系应该不变(即留在城市)”。即使用这样的办法作了点儿革新,王的思想观念在当时已经散发出一股前朝旧时的霉味儿,就像他还坚持农业生产劳动集体化的立场。而他的属下从他的讲话里只挑取了改良的那一部分。两个星期后,《吉林日报》在头版宣布四平市决定改变政策。知青办公室有一笔原本要作为安置费发给1980年应该下乡的3000名毕业生的资金,“考虑到过去的经验”,现在准备将这笔款项借贷给郊区的20家工厂企业,他们答应以合同的方式招聘知青。如果他们能保证知青在该厂的全部劳动力中的百分比不低于60,那么就可以豁免税项直至1985年。一年之后,这些工厂将可以转换成市属的集体企业。文章还解释说:“对知青来说,与去农村插队相比,在工厂工作的好处更多。他们现在对工作有兴趣,努力学习文化和技术,成为对四个现代化有贡献的人”'吉林电台广播,1980年7月25日,刊于SWB,1980年8月1日。'。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负责干部认为下乡运动的新办法太昂贵,对它进行资助简直就是个“无底洞”,还不如拿来发展集体所有制的工业生产更见效' 《人民日报》1980年9月17日第4版。关于国家预算中下乡运动的经费,见本书,页204。'。根据四川某县的一项调查,安置一名知青在知青农场需要1900元,安置在公社或大队的工厂需要1300元,但安置在乡镇集体企业只需500元' 《工人日报》1980年7月30日,第2版。'。知青生活条件是从1973年开始好转的,而在1978到1979年间改善工作进行更快了。对国家和城市企业来说,主要是额外的开支多了:增加安置费、发放社会福利、为农场购买土地' 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可以利用已废弃的“五七干校”,而免除这项开支。'以及保证知青在农村依旧享有城市人口的供应。尽管有了改善,花费了那么多钱,但新制度还是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利用过去安置知青的经费来帮助他们在城里找工作,这个想法最初是邓小平1979年10月4日在一次省党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 《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页445。'。知青办的负责人于是准备了实行这项政策的方案。根据他们的估算,未来几年里,如果每年只送70或者80万知青下乡,那么年开销就能控制在5亿元之内,那就是可以节省全国会议预计的每年投下10亿元资金的一半。这笔款项可由财政部门直接转给劳动部。实际上,后来预算给下乡运动的经费是拨到了负责招工的部门名下,而且比原来估计的多得多,因为下乡知青少了,那些负责人没想到运动那么快就刹车停运' 刘小萌,前引,页813。'。
农民的消极抵制也肯定起了作用,令官方改变了立场。随着1980年的去集体化政策,农民有了更大的自主决定权,因此欲将无法接受的事情强加给他们,比起过去是难上加难。在财政经费上略加安排调整固然可行,但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城市单位都过于昂贵。在这种情势下,当局开始放弃继续进行下乡运动的念头。如同往常,在最高领导人会议上作出了有关政策改变的高层决定,然而内容却不公开。在1980年5月胡耀邦就在一次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宣布:“要把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种地的办法改过来。要用其所长,不要强其所难。
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 他指的是对知青与国家两者都有害无益。',现在要一举两得。”谈到政府改转向的问题时,胡并不回避社会抵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回头看看上山下乡的做法,家庭不接受,农民不欢迎,社会有阻力。' '我不说过去错了,过去在那种历史条件下,那样多的人下去,是有成绩的。但是小孩子不愿当农民,就连去上海郊区也稳定不住。”' 顾洪章等,《始末》,页195。'
得过了好几个月以后,某些省市才陆续宣布结束下乡运动。8月初,湖北省政府作出决定,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应该把知青安置在城镇,包括那些本来认为是可以继续下乡运动的市县' 湖北电台广播,1980年8月3日,刊于SWB,1980年8月14日。'。10月底,长春市宣布所有的中学毕业生今后都可以留在城里,包括前几届没有下乡的学生' 吉林电台广播,1980年10月23日,刊于FBIS,1980年10月28日。'。11月,陕西成为首个公开宣布结束知青下乡的省份。所有毕业生都应该可以在城里找到工作,一般是在集体经营的工厂单位,特别是在服务行业' 陕西电台广播,1980年11月11日,刊于FBIS,1980年11月13日。'。第二天,北京市政府宣布,经决定从夏天开始不再进行“强制”下乡,只是提倡“自愿”下乡' 北京电台广播,1980年11月12日,刊于FBIS,1980年11月25日。新华社讯,1980年12月1日。北京电台广播,1980年12月2日,刊于FBIS,1980年12月3日。'。这些自愿者有两种选择:到知青农场去当农场工人,签订可续约的月薪不低于30元的两年合同;或者报读设在某些农场的半工半读学校。两种情况下,学生都保留原有的城市户口及粮食关系。这实际上就是宣布在北京市不会再进行下乡运动了。这些新建议的措施仅仅涉及几百人,所以后来没有任何进一步发展的下文。到了1980年,要求青年真正地自愿下乡,甚至是在相对优越条件下的下乡,都只能是个微不足道的提议。另外,市政府宣布1978年以前下去的以及已经在农村待了两年以上的,都回城了。1979年秋下乡的1万名知青可以在1981年9月前回来。在这个日期之前,禁止招募那些本应该跟他们一起下乡但拒绝走的,为的是要将优先权给予那些接受下乡的青年。
长春、陕西和北京的例子在全国都完全有代表性。虽然消息从来没有正式公布,但1980年无疑就是全面放弃下乡运动的一年' 青海由于远离中央地区,跟得总是慢一点儿,到12月政府也通过了有关在市郊建立知青农场的报告,但那是过了时的一役。见青海电台广播,1980年12月19日,刊于FBIS,1980年12月30日。'。根据半官方的资料,在最后一年,全国有15万5千名青年下乡,主要去郊区知青农场,其中13是在辽宁及黑龙江两省,有10个省完全没有下乡的' 顾洪章等,《始末》,页193。这15万5千名知青一般都不计算在下乡运动的统计内,大概是因为他们在农村的时间太短。这个数字也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过。'。
其实,从该年夏天开始,让当局操心的似乎是如何安置仍在农村的知青。7月底,《工人日报》透露,只剩下了“大约200万”' 《工人日报》1980年7月30日第2版。'。到了8月中,又宣布只有150万' 《中国新闻》1980年8月12日,刊于JPRS…China Report,1980年10月3日。',这就是说从年初开始,有差不多150万青年回了城。虽然留在乡下的人数很少,但《工人日报》的那篇文章依旧强调领导干部应该解决这些青年就业问题的重要性,提出3种可能:
… 重组知青场队和农工商联合企业:这些单位是经济独立核算的,但需要援手才可进一步发展。安排与农民结了婚的知青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他们占了43万' 根据顾洪章,只有20万,见顾洪章等,《始末》,页212。'1972年前下去插队的仍在农村的“老知青”的大部分。有些地方,这些知青和他们的爱人及孩子被安置在知青队。夫妻中城市出身的一方恢复城市户口,重获城市粮食配给,并且领取有保障的基本工资待遇,而另一方则仍然保留农村户口,挣工分。
… 城镇集体企业招工:政府鼓励以各种方式发展这类企业,包括发放预留为安置下乡知青的贷款,以便招募已在农村的知青。
… 帮助已婚知青继续留在当地:对于这些“所在社队生产条件好、收入比较高、本人愿意在农村扎根”的青年,他们所属的知青办必须“规定鼓励办法”。可以请他们列出一个单子,写明他们在住房、农具以及家具方面的需要。准许有一技之长的搞个体户,并帮助他们获取必要的工具(如缝纫机、理发工具等)。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可以恢复城市户口。
下乡运动遗留下的问题长年危害着社会气氛,而且在迈向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团结全国各方力量的一大障碍,上述的那篇文章明确地表明了要尽快了结这个问题的决心。作者谈到要关心年老的父母,他们上了年纪,完全有理由为他们的子女的前途担忧,他呼吁知青办早日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他承认在这些“受到了锻炼、吃过很多苦”但是“长期得不到安排”的知青中,“有些人感到没有出路、苦闷、彷徨”,所以他呼吁:“我们要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关怀他们、体贴他们”。
1980年底还有96万知青滞留在农村' 顾洪章等,《始末》,页193。',几万名在农场。在12年来分散于农村各个角落的青年大军中,这个数目其实只占很小一部分(6%或7%)。即使把已在接待地区市镇获得有固定工资的非农工作的几十万老知青都包括在内,也总共不到10%。因此可以说,这一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总体上来看是到达了终结期。
下面3张图表可以显示出上山下乡运动导致的人口流动情况' 这些图表是根据下列资料制成的:《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页110…111,及顾洪章等,《始末》,页193及301。'。
图表1 1962…1980年城镇知识青年逐年上山下乡人数
1962…1980年间总数为17 919 800(其中1967…1980年间为16 627 000)
图表
据《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第110页
图表2 1962…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累计人数及身在农村的人数
图表
据《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第110页;顾洪章,等《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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