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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盘问的结果终于真相大白。原来学生宿舍没有留给客人坐的凳子,这个男生的女友来了,便双双靠墙坐在床上谈话,天太冷,就把被子搭在身上了。是“一个被窝”,却是一个衣冠楚楚、靠墙而坐的被窝。
从这件事联想到,常常把老先生们气得胡子发抖的所谓“世风日下”,其间至少一部分只是谣传加想象所致。
但又不能说那两个见证的干部在故意造谣,他们本来就认为男女学生谈恋爱已经不对,拥被而坐当然更应该阻止。可惜这一切被一种燃遍处处的熊熊烈火作了升温处理,不知不觉间成了一个具有明显伤害性的谣言。差一点,我在那份处分决定上签了字,好险!
问题是这种险情处处都有。大凡一种偏执的社会观念淬上了火,就需要以超强度的敏感寻找对立面,这种对立面有一半是“心造”的,因此也就为造谣留出了地位。有时,社会观念变了,但有些人的“淬火”习惯没有变,即便在纠正以前错误时也用夸张的手法,听到风就是雨,永远慷慨激昂。例如,“文革”中很多人由衷地相信周围有大量的“反动分子”,揭了一批又一批;而“文革”结束后的这二十年来,又总有人喜欢揭露自己周围的人是“文革”造反派的“漏网分子”,大多是不问年龄、不问证据、不间当年的清查结论和基本政治常识,一味怒气满面、义愤填膺。为此我曾给自己一个学生的单位领导写过信,说清算一算吧,谣传说他当造反派头头那年,他才十三岁;我也曾专程到北方,为我的一位同学解过围,说我以一个现任学校领导的身份郑重证明,这位剧作家没有像谣传中说的那样在“文革”中打过人。后来,这方面的谣传一度又绕到我自己身上。这种制造既是故意又不是故意,却谁也不承认是恶意,有时甚至是特定意识形态下的“好意”。至少,好像是为民除害,刚正不阿,在我们中国特别有空间。
二,躲躲闪闪的造谣者。
这种人物与前一种相反,毫无跋扈之气,常露温煦之色,从不锐利攻陷,也不轻易论断。他们心中,至多只起一点不平衡的温怒,或一点朦朦胧胧的欲望,但一经盘算,如果展现这种愠怒或欲望可能得不偿失,因此一直在等待他人之力,他们只不过在需要时略作引导罢了。说他们阴险,他们又不作什么坏事,但低调的生态却使他们成了舆论中举重若轻的灰色支点。
还是举例。
优秀的研究者周先生曾受到过一次不小的困扰,他的两篇重要论文被谣传为日本同行的“第二手产品”,结果在科研成果鉴定和职称评定中一再受到质疑。但直到两年后因被日本刊物郑重发表而自动辟谣,还是闹不清当初谣言的起因。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曾经有一位同事在某个场合说过几句无关痛痒的话。
这位同事在感叹学外语的重要性,责怪自己学迟了。他说,原先读周先生的论文还半懂不懂,学了日文读了日本学者的著作,一下子就懂了,这种感觉真是愉快。
当时在场的人就问:周先生论文的观点和日本学者一样?这位同事宽厚地说:你们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搞学术研究哪能天天标新立异?然后不断赞叹周先生用功,自己比不上。
我没有仔细调查,无法肯定这番谈话便是周先生两年困扰的直接起因,但仅仅这几句话,已经大致具备了构建一个谣言的基本条件。只不过如要追究,他的话句句稳妥,什么也追究不到。
又想起了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听到过的一段话。这段话是以一个问题开始的:“厂长,最近你没有批评过王处长吧?”
厂长想了想,摇头否认。
“我说呢,王处长是厂长一手提拔的,怎么会说这种话?这么一个聪明人,根本不可能忘恩负义。一定有人嫉妒,用谣言挑拨你们的关系。既然是谣言,我也不传了,你也别往心里去。”
堂堂一个厂长当然不便问谣言是怎么说的。他更难以明白,刚才听到的却是一个真正的谣言。这个语言没有具体内容,没有具体内容的谣言连辟谣也无从辟起,那就成了一种最柔韧的隐性谣言,很难不听,又很难摆脱得了。
请再看两段。
“现在文化界都在盛传,您老写的那个剧本,被导演改得剩不下几句了。我想您老的写作功力不至于如此低下,而这位导演也不会如此大胆吧?”
“我亲耳听到,他边笑边说,出版个人日记就像当众洗澡,您最近出了一本,会不会……”
三,夸夸其谈的造谣者。
这种人物在表现形态上更像一个智者。生活的奥秘、人生的规则都装在他们心中,他们能预测,能判断,能分析,而且一切都合乎情理,于是顺便也就在旁听者钦佩的眼光中把判断的逻辑稍稍往前延伸,而这种延伸就是造谣的起点。
“我到过他纽约的住所,是地下室,但收拾得一丝不苟。大家想一想,一个工作繁忙的男人突然把生活收拾得那么精细意味着什么?只能是两种可能,第一可能是他要经常接待一个自己非常在乎的人;第二可能是这一切本来就是另一双手收拾的。这双手,当然是整理家务的能手。这也难怪,美国这样的地方,两人合在一起生活总比一个人生活更节约,而妻子又隔得那么远……”
这就是这类人很典型的话语方式。他们未必有造谣的故意,主要是在逞示自己的观察智慧,但是,一个引起婚姻悲剧的谣言已随口吐出。
在错乱的政治背景下,这样的夸夸其谈更是处处可见,所造成的结果越加荒诞无稽。“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个专案组、一次次大批判,几乎都是在声色俱厉的夸夸其谈中大量炮制谣言,炮制者的神情无一不是洋洋自得。这种毛病甚至连原先挺朴实的工人、战士也传染上了,轻轻松松造谣,毫无思想顾虑。
这是“文革”中一个略有文化的工人宣传队队员对一位教师的批判发言,这个工人亲自查到了教师家中的一个罪证:“我一踏进他家的门,就发现他把灯泡的罩纸剪成了多角形,这个多角形,就是国民党党徽!在座的学生可能不知道,但按照他的年龄,怎么会不知道国民党党徽?再说,他故意把这张纸罩在灯上,意味着黑暗中的光明,他作为一个文学教师,难道不知道象征和比喻?”
夸夸其谈的造谣者总喜欢摆出一种既居高临下、又明察秋毫的架势,很容易镇住很多知识水平和心理素质比他们更低的人。被镇住的人没有能力辨识真伪,而有识之士又不屑与之饶舌,于是他们在造谣的能量上也往往非同一般。在街坊邻里间,他们半分析半造谣地播弄着一家家的婆媳关系、妯娌纠葛,普及着人际矛盾的种种复杂规则;在文化学术领域,他们谈笑风生地揭示着学者、专家的愚笨无知,铺排着名人、明星的历史问题、行为轨迹;在证券市场,他们像投资专家一样侃侃而谈,传授着股市诀窍,透露着一个又一个无须验证的金融情报……他们的宣讲台无处不在,确实也经常递送给人们许多基础知识和机智言词,但滤去了这一切,他们最根本的馈赠始终是谣言。
对于这样的热心人物我们往往无可奈何,唯一的教训也许是:今后遇到那些对人世间的一切知道得太多的人,不要全然信赖。
四,唯唯诺诺的造谣者。
这样的人物基本上不多说什么话,不多说话怎么也成为造谣者?我想只要喜欢看相声的观众立即就能领悟。
第一种情况是知情者。造谣的人在边上滔滔不绝,他明知实情却巍然不动。别人也知道他是知情者,于是在将信将疑之间把目光投向了他,他的表情使谣言得以成立。这还不算最糟的,我们甚至还能见到这些人微微点头、声声叹息。记得在某次政治灾难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情:有谣言说某人曾经坑害过一位已死的老人,老人的亲属还在,人们就向知情的亲属问个究竟,没想到这位亲属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地用手帕擦拭眼泪。这个动作好像无可厚非,却使那个谣言获得了某种证明。
唯一可以谅解的是,在一场政治灾难中大家都不想引火烧身。但在有的情况下,一个谣言可能导致一场可怕的冤案,而具有辟谣身份的只有寥寥数人,这就需要衡其轻重而试炼自己的节操了。我有一位江苏的朋友是著名的文化史专家,“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在的小城市根据一个谣言把一群知识分子打成了企图暴动的Fan革命小集团,在万人公审大会上,别人都承认了,只有他在拳脚交加之下始终矢口否认,虽然头破血流却阻止了最恶劣结果的出现。试想,他如果也畏于拳脚而默不作声,情况将会如何?
让人悲哀的是,我们今天常见的那些沉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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