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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2页）

（二）张木生与《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

遇罗克阐述的，是人的政治权利的平等，而张木生关注的，是“体制”，二者都触到了当时中国社会中最要害、最敏感的问题，也就同样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不过，张木生并未遭到遇罗克那样的厄运，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他的出身有关系。

在第八章，我们专门阐述过“###”前下乡知青中那些高干子弟的某些特点，张木生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成员。无论他在校时的表现，下乡后的经历，还是“###”中的实践，在他那个时代知青中的干部子弟中都非常具有代表性，所以我们不惮篇幅，在这里详细地叙述他的经历。　。。

先驱者（4）

他原是人民大学附中学生，1964年初中毕业，1965年7月作为北京市集体组织的到外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同陈伯达之子陈小农等人一起，下乡到内蒙古临河县狼山公社。据他本人回忆本段内容，部分来自笔者1994年春节与张木生的谈话，部分摘自吴思的《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张木生认为吴思这部书的记述大体属实。，作为高干子弟，他们当时已大体得知毛泽东与王海容、毛远新关于教育革命谈话的一些内容。毛泽东对王海容说那个上课睡大觉、考试抄别人的学生“有出息”的话，给他的影响很大。从在校时起，他就大量阅读马列著作，课内学习倒被置于次要位置。他们一心效法毛泽东青年时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也坚信凭着年轻人的一腔热血可以改变农村面貌，这就是他们主动要求下乡落户的思想动力。

他回忆当年的生活说：“开始真是苦学苦干……下去前想的是改造自己，然后改造整个农村。吃三睡五干十四，剩下两小时抓大事，一天只睡5个钟头，苦干14个钟头，真是脱胎换骨。陈小农干活好几次累得晕过去。我倒没晕，长了一身虬虱子，还鼓吹这是革命虫。刚下乡，表个决心，就是当时写的一首诗：

耕云播雨塞疆，沙漠变成粮仓。

绿波依依草地，白云缕缕绵羊。

野坳处处绿装，层林处处果香。

任它个血汗滴滴，待它个白发苍苍。

平生志已足矣，换得人间天堂。

陈小农还批这首诗意境不够高，政治性不够强，没有‘赤遍全球是我家’的精神。”

“当民工挑泥，一担200斤左右，27天压得我拉了26天稀，膀子全压破了。海碗盛的面条一顿吃四五碗。农民呢，出工是摇，干活是聊，收工是逃。我们对他们看不惯，批评他们晚出工，早收工，不到时间就听打钟。其实农民比我们难，我们是配给，饿不着，他们没吃的。我们当时就认为农民有反动思想。农民中间尽是这样的话：‘想社会，盼社会，社会来了更受罪’。当地把社会主义叫社会。还有，‘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穿破小袄。十六七年过去了，让人咋说共产好。’”

拼着命干了一年，他们所在的大队分值更低了，几位知青大惭，发起一个救济贫困户运动，把挣来的那些钱粮都捐了出来，衣服、被子、现金、药品，能捐什么就捐什么，只留下口粮，结果“杯水车薪。再说小惠未遍，人家也不念你好。去的时候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按这里可能是回忆之误，因为这个提法是1968年底才出现的），骨子里却觉得大干一下，改变一个小队还不容易？实践证明，别说无力补天，就是补一个小队也补不好。还赤遍全球呢，连这一个队都越过越不像样。一年结束后，内心有了很多矛盾和动摇，心里打了一个大问号，只是不敢往下想”。

“###”爆发后，这几个知识青年也回到了北京，与其他一些对上山下乡怀有一腔怨愤，一心回城“造反”的知青不同，张木生等人满心里渴望的仍是进行革命实践，仍然抱有一腔热情和理想。他回到母校，却没有斗争老师的心思，而是与一些在校学生一起，组织了一个红色少年公社，想仿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办讲习所，搞共产主义实践。至少，可以认认真真地读些书。他们的想法得到了当时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讲习所几乎就要在湖北农安办起来了：“我们动手太晚了。1967年1月，‘红色风暴’在全国掀起，各级组织一下子瘫痪了，学校根本无法再办起来。其实，按那时的条件，早上一年，没准真能搞成。”　。　想看书来

先驱者（5）

1967年冬，张木生去了大寨，然后在北京待了一段，春天回到他插队的临河，他还想圆那个办讲习所的梦：“我仍不死心，于是又拉了一批人，有知青，也有北京的学生，觉得在城里折腾得没劲，就来了，一共有六七个人吧。我们理解毛主席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革命总是从最落后、最偏僻的地方最先燃起的，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五星公社的五家村大队，这是全县最穷的公社中最穷的大队。这次与在湖北红安那次相比，条件可差远了，我们把牲口圈什么的全利用起来。闻风而来的知青一共有三四十人。我信毛主席的话，组织起来是办成事的第一步，我们就搞大组织，这个组织不参加造反，只是想搞讲习所，想读书。大纲编出来了，课也排了，算是热闹了一阵子。”

“从春折腾到秋，足足闹了大半年，钱也没有，权也没有，知青们觉得还不如在生产队，什么名堂也闹不出来，心就冷了。我真正死了心，就在这时候。”

回到村里，他却发现了一个奇迹，与他一起下乡插队的同学李秋梦，在五星公社的讲习所只待了一个月，认为没什么意思，就回生产队去了。那时各级组织都瘫痪了，没人管，李就毛遂自荐当了队长，他小打小闹地试着搞了小型的包干制，增加了各户自留地的面积，还组织了泥瓦匠、皮匠、鞋匠等等出去搞副业，还在队里办起磨坊、油坊，结果到秋天张木生回队时，队里竟增产了十几万斤粮食。

这件事对他震动很大。他开始拼命读书，读马列和毛著，也读当时的“禁书”，包括当时供内部批判用的国际共运史上的一系列灰皮书，如布哈林、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人的著作，也有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还有当时内部发行的右派言论集，等等。他与后来也到临河插队的几个同学一起，常常彻夜讨论读书心得。他说，这时他已经想到了体制问题。

在大量读书和思考的基础上，1968年秋，张木生写了一篇长达三万字的文章：《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

全文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从批判斯大林开始。斯大林一生的事业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三位一体，集体化、工业化和肃反扩大化就是三位一体。要成为强国就必须搞重工业，搞工业化要搞原始积累，就必须剥夺农民，搞集体化。遇到任何阻力都要粉碎，于是就有了肃反扩大化。他要从肉体上消灭富农，总共60万富农，让他杀了40万，剩下的“自行消灭”，弄到最偏远最贫困的地方去。他做到了这一点，他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可是苏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