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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丁东序（1）

张宏杰居葫芦岛，我住北京，两地不过四小时的车程。然而，我们首次见面，居然是在大洋对岸的异国。

那是去年的初冬，我到美国东海岸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提前两天来到大学城普林斯顿，准备和一对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伉俪同行。在他们家的客厅里，我见到一个剃光头戴眼镜的年轻人，主人介绍，是参加同一会议的张宏杰，辽宁人，学者，作家。女主人特别补充，历史随笔写得很棒。

我在国内知识界的朋友不算少，然而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当然，如今被称为作家、学者的人太多了，不知张宏杰水准如何。

我们都是第一次访美，对这片大陆的一切都感到很新鲜。承蒙主人好意，驱车带我们一起游览普林斯顿大学。这所在全美名列前茅的著名学府，已有二百五十年历史，比美国的历史还要悠久。我们一起参观了爬满常青藤的开放式校园，浏览了罗列各洲艺术珍品的校美术馆，拜访了爱因斯坦工作过的那座看起来十分普通的高级研究所。印象最深的，研究所前面竟有一片很大的原始森林。我们在爱因斯坦经常散步的这片横七竖八躺着自然死亡的巨树的森林里徜徉。那天正逢美国大选揭晓，布什胜了克里，这自然成了我们议论的话题。张宏杰话语不多，只言片语却颇有主见。后来，在学者伉俪家的餐厅，我们又屡屡讨论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国历史，这个小伙子对历史的思考又一次给我留下印象。他对“文革”中的积极参加者，在反思批判之余，能抱有同情之理解，这在他的同龄人中是很少见到的。会议结束后，我又和他结伴游纽约，游尼亚加拉大瀑布。一路走，一路聊。知道了他曾经去韩国旅游了一次，写了一本《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在中韩两国同时出版。这次来美国，他有一个想法，想在美国打几天工，体验一下在美华人的酸甜苦辣，回去后再写一本有关美国的书。他还真找了一位在美国的远房亲戚帮助联系，但由于他打算待在美国的时间太短，最终没有成功。通过此事，我感到这个年轻人写作的勤奋。

回国不久，我收到他寄来的一本历史随笔集。这本书，我是一口气读完的。此书文笔生动流畅，时有思想闪光。掩卷时，我已经理解了他为什么受到那对学者夫妇的器重。尤其是那位女主人，本身就是文章好手，她对宏杰，格外惺惺相惜。我对宏杰，也因这本书顿起相识恨晚之感。

后来，宏杰来北京，我们又见过几面，并把他的文章推荐给《社会科学论坛》。该刊的编辑说，刊物排印时，印刷厂的普通职工都被张宏杰的作品吸引住了，告诉他，整本刊物就数张宏杰这篇文章好看。我想，不是其他学者的文章不好，而是张宏杰的文笔更有亲和力。刊物印出后，被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的执行主编冯克力看到，他马上给《社会科学论坛》主编赵虹打电话，问：张宏杰在哪里，怎么联系？这件小事，又一次证明了张宏杰文字的魅力。

今年春天，张宏杰告诉我，他又完成了几篇关于明代人物的文章，想单独编一本书，问我找哪家出版社比较好。张宏杰打算把他的新书命名为“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在书中，他描绘了大明王朝这出历史大戏里的七个不同角色：皇帝朱元璋、篡位者朱棣、太监魏忠贤、清官海瑞、叛臣吴三桂、忠臣郑成功和造反者张献忠。这七个人的画像合在一起，大致形成了大明王朝的轮廓。我把他的选题介绍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刘瑞琳女士。刘瑞琳是一位既有眼光又讲效率的编辑，看过稿子，当即表示欣赏。张宏杰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几年的出版物也有上佳印象，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二十多年前，我上大学读的就是历史系。不过学的是历史，当时却热心于读小说。原因之一，是当时的历史教科书太枯燥了，看得到的史学专著也太乏味了。大多是对一些僵硬教条的解释和附会。想看有趣的书，只好到专业以外去寻找。而当时的小说，正是“伤痕文学”的高潮期，对我当然更具吸引力。后来，偶然读到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才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原来史学著作也可以写得兴味盎然。但马上又想，能写得如此妙趣横生，由于黄仁宇是旅居美国的华人史学家，故作品可以汪洋恣肆。我们这边的学者囿于统一的思维模式，只会用同一种教训人的腔调面对读者，例外者凤毛麟角。随着思想解放的进程，史学界逐渐摆脱了教条的束缚，恢复了反思历史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尤其是近几年，出现了吴思等一批非学院派的史坛高手。他们的出现足以证明：把历史写活，不是司马迁等古代大师的专利，也不是黄仁宇、唐德刚等海外学者的专利，身居中国内地的当代学者，也可以拥有同样的智慧和能力。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丁东序（2）

张宏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浮出水面的一位新人。他就读于东北财经大学，学的是投资经济管理，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葫芦岛分行。到今天为止，他的本职还是建行的一名客户经理，写作方式完全是业余。他研究历史，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纯粹是出于兴趣。未在中国的大学接受史学专业训练，倒成了他的优势。我在历史课上被灌输了满脑子格式化了的教条，他却没有框框，也不受学院派行文规范的约束。他完全是用自己的心灵和直觉与古人对话，用自己的生活感受去体会古人的喜怒哀乐。他也吸收中外史学的思想成果，但杂取各家，为我所用，而非顶礼膜拜，独尊一术。西哲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研究，说到底是今人对过去的理解和感悟。史料的挖掘和考辨，不是张宏杰的长项，也不是他着力的重点。他的兴趣，在于以一个当代人的眼光，去感受历史人物所处的复杂环境，以“同情之理解”揣度他们隐秘的内心世界。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贼子乱臣，在张宏杰笔下，都由冰冷的史料，变成了鲜活的形象，让我们直接感受古人的智慧、权谋、无奈、残暴和血腥。吴思和我是一代人，他读史不论多么深刻与老辣，我都不会惊讶。而张宏杰今年只有三十三岁，如此年轻，品读历史的目光却如此老到，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史学的当代性，我觉得还有一层意味，就是从历史中读出现实。温故而知新，这正是读史的乐趣所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本来，古人和今人的区别，远远小于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你可以感觉古代中国是当今中国的影子，也可以感觉当今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亲眼目睹了剧烈的社会变迁，亲身体会了太多的甘苦炎凉，更容易看懂历史上的进退兴亡。这种研究历史的现实感，也有力地拉近了宏杰的文字和一般读者的心理距离。

这里不妨从张宏杰的书中试举几例：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中央要求各地政府发给农民“明白卡”，让农民明白自己应该负担的内容。这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发明创造，早在清代就已经想出了这个办法。这个“明白卡”在那时叫作“钱粮易知单”，“示以科则定数”，告诉百姓们上缴钱粮的定数，以防官吏蒙骗，私下多收。

这两年，全国许多地方的街头都建起了这样的宣传牌，内容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二十字”：“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明代，各地村头街口即都建有六谕卧碑，内容是明太祖朱元璋为天下百姓规定的“道德规范二十四字”：“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文化大革命”时，人称毛主席语录为“宝书”，全国兴起了背毛主席语录的热潮，各地纷纷召开讲用会。早在明代，朱元璋的语录式作品《大诰》就已经成为《毛主席语录》出现前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印刷品，被称颂为“臣民之至宝”。朱元璋曾命令全国人手一册《大诰》，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学习：“令民间子弟于农隙之时讲读。”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朱元璋下令表彰了民间学《大诰》先进分子，“命赏民间子弟能诵《大诰》者”，并举行盛况空前的“讲用大会”，“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

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迹似于曾国藩的湘军军歌，《北京的金山上》旋律取自歌颂神佛的乐曲，这种文化惰性强大，有时候确乎使我对自己身处何地，身在何时，感到恍然。

宏杰说，数年前，史学家戴逸教授读了他的作品，曾表示愿意做他的博导，收他做关门弟子。但他惮于学习外语要付出无谓的精力和时间，没有及时呼应。近年来，随着对历史探索的深入，这种在银行系统进行业余写作的生活方式终于使他感觉到了限制。他和我谈到过这个问题，考虑是否以考博的方式取得学院的入门资格，或许能够方便于今后的研究。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丁东序（3）

我把他的著作向两位具有博导资格的朋友推荐，他们都对宏杰的才华颇为赏识，表示愿意帮助他以这种方式进入学术界。然而，不知是由于怕学外语，还是惧怕学院式的工作方式对他的写作带来局限，他至今没有下定决心。不管张宏杰最终作何打算，我都衷心祝愿他能获得一个更自由更如意的平台，写出更好的作品。

２００５年８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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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章诒和序

去冬，在台北读到一本英国当代著名史学家保罗·约翰逊（Ｐａｕｌ　Ｊｏｈｎｓｏｎ）写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书中研究的对象，如卢梭、雪莱、马克思、托尔斯泰、海明威、罗素等，无一不是人们熟悉且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作者从“人比概念更重要”的理念出发，以史料为依据对其进行重新审视，深入探究。一路读来，令人震惊——原来这些思想人物不仅是普通的人，而且还是相当卑琐的角色。比如卢梭一面鼓吹儿童教育，一面却把自己五个亲生孩子送进弃婴收容所。作者的立意显然不是恶意丑化先贤，他是希望有思想的人沿着他的叙述继续探究下去——当“知识分子”以普遍化的良心与理性代言人身份出现以来，他们是否真的就推动了时代前进？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教育体系扩张，原本散在民间以先民立命的‘知识分子’开始被体制所收编。‘良心知识分子’开始退位，‘政策取向的知识分子’则在专业化的名目下，成为新的主流。他们不再对政治或社会的任何事物提出不同的愿景，而只会从事各种琐碎小事的思考与钻研。其甚者，乃是在学院也日益模拟企业的情况下，大家忙着找题目领补助，忙着旅行演讲和上电视作秀。”（南方朔《从污名化里找回利齿》）是的，当明白自己身处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背景，我们才能懂得史学家保罗·约翰逊所写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是超越了狭义的“知识分子”角色客体，从而引导读者深入反思当代思想发展趋势的方向。在震撼中获得启示，在启示中产生联想：我们这里什么时候也能有一本类似的书？

今春在北京，我从朋友那里读到了张宏杰的历史人物另类传记手稿。作者或许没有西方学者那么明确的既是学术的也是思想的写作意向，但张宏杰那种以正常的声音来叙述历史事件，描画历史人物的写作状态和方法，令我兴奋不已。例如他笔下的海瑞是很好的一个清官，但与此同时，还是个偏执症患者。需要说明的是，书中凡属重要人物的表现大都以史料为依据，绝非“戏说”。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历史随笔集《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这“七张面孔”是皇帝朱元璋、篡位者朱棣、太监魏忠贤、清官海瑞、叛臣吴三桂、忠臣郑成功和造反者张献忠。七个人，七个侧面。这不同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明王朝封建专制制度的完整图像。我想，这样的组合就很有意味，足够爱历史，爱思考的人去看，去想了。

２００５年７月于北京守愚斋

。　想看书来

海瑞：偏执症患者（1）

一

四十五岁上，鬓角发白的县学教谕海瑞晋升为浙江淳安县令。年近半百才熬成七品，对许多官场中人来说，得算仕途困顿，然而对于海瑞来说，却是破格提拔。海瑞出身仅为小小举人，三十七岁中举，四十一岁才分配到福建做教谕，相当于县教委主任。能在四年之内就升为县令，已经让许多人羡慕。

破格晋升的原因是“狷介”的名声。和现在一样，另类的举动往往能吸引人们的眼球，而眼球的集中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益。自从“笔架先生”的名声传开之后，全省官员都知道了这个脾气有点古怪的正八品小官。

那是海瑞任教谕的第二年，他的直接领导、延平府视学到南平视察工作，在南平县学官署接见学官。两名副手在海瑞带领下进入大厅，一见到视学，一左一右急趋上前，叩头拜见。海瑞夹在二人中间，站而不跪，只拱了拱手。视学先是惊讶，继而羞怒，冷笑一声，对两旁随从说：“哟，你们看这三个人，倒是个山字笔架！”

两跪，夹一站，可不是活脱脱一副山字笔架的模样。视学觉得海瑞是有意轻慢自己，拂袖而去。海瑞认为视学缺乏正气，不严格遵守帝国规定。开国之时，国家就规定学官在学校见上官，拜而不跪，以体现师道尊严。百年之后，士风日坏，学官们为了讨好上级，无所不为，跪迎上官早已相习成风。所以，海瑞的这一站就站得惊世骇俗。一下子，“海笔架”的名声在官场上传开了。

“笔架先生”的名声越传越大。道员、学宪、按院先后前来视察，海瑞皆揖而不跪，人们想起了国家规定，倒也无话可说。这些高级官员的涵养当然非视学可比。他们不但不和海瑞怄气，反倒称赞海瑞恪守礼法，堪为士范。如今的社会，有法不依、有章不循成了寻常，一旦遵守帝国规定，倒反了常，这怎么得了！一番叹息过后，不少人倒对海瑞有了好感。“另类”行为为他赢得了通省官员的注意，而他任学官以来，实心任事，把一个最清苦没滋味的教官做得有声有色，种种实绩也就进入了大员们的视野。县学教育在许多地方都成了摆设，学官们大都敷衍了事，学生们冒名顶替、逃学旷课是常事。而海瑞到任之后，天天钉在学校里，订出教约十六条，甄别学生年龄、身份，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狠抓学校纪律，提高教学质量。学生们都称海瑞为“海阎王”，纪律确实大有好转。属下出现了这样的“模范官员”，对每个封疆大吏来说都是件脸上有光的事，于是“巡按监司交章荐之”，海瑞获得了这意外的升迁。

事实证明，虽然明朝中叶以后，官僚体系已经整体腐化，但是，官僚集团还是希望并且需要“清官”。虽然大家都在腐化中捞到了好处，然而如果这个社会最终因腐化而崩溃，大家岂不连身家性命都不保，再多好处又有什么用？

而且，刻苦自砺，赢得“直声”，积累一定的声誉资本，也是仕途起步时的一种做法。随着历练增加，人们相信这样的人最终都会融入官场大秩序中去，而且可能比别人混得更“明白”。海瑞的上司无疑也希望海瑞早日历练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