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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赵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

？？？？二战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

？？？？后来，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

？？？？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

？？？？他还被称为罕见的通才、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作为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于世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语言学是他着力最深的领域，然而他同时还兼授物理、逻辑等课程。

？？？？他雅好音乐，曾专攻和声学与作曲法，会摆弄多种乐器，毕生都与钢琴为伴。他一生创作过一百多件音乐作品，包括声乐和器乐。他跟他的女儿们，凡有机会聚在一起，就组成一个家庭合唱团，分声部地练习演唱他的新作或旧作。难怪人们说，音乐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

？？？？赵元任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很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

？？？？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写出来，人人可看懂，但如果只用口说，那就任何人也听不懂了：“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语言学家陈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少年时，他着迷于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本是赵兴之所至偶一为之，却成就了一部儿童文学经典译作）。长大了，想学“国语”，就用赵元任的《国语留声片课本》当老师。后来迷上了音乐，迷上了赵元任的音乐朋友萧友梅介绍的贝多芬《欢乐颂》，也迷上了赵元任谱曲并亲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上世纪20年代，赵元任为商务印书馆灌制留声片，以推广“国语”（即普通话）。有一则轶闻，难断真假，但颇可见赵氏当年的风光。赵元任夫妇到香港，上街购物时偏用国语。港人惯用英语和广东话，通晓国语的不多。他们碰上的一个店员，国语就很糟糕，无论赵元任怎么说他都弄不明白。赵无奈。谁知临出门，这位老兄却奉送他一句：“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留声片听听，你的国语实在太差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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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多“好玩儿”的语言（2）

？？？？赵元任问：“那你说，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

？？？？“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

？？？？赵夫人指着先生笑曰：“他就是赵元任。”

店员愤愤：“别开玩笑了！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可能是赵元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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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汝璈：孤寂大法官（1）

梅汝璈（1904－1973），江西南昌人，著名法学家。1946至1948年，代表中国赴东京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审判日本战犯。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外交部法律顾问。

有天晚上，北京顶银胡同停电。梅汝璈枯坐在家中吱吱作响的藤椅上。黑暗中，他轻轻地哼起了清华学校早年的校歌：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岿立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

这一幕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今天，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回忆自己的父亲时，一下就想到了这一幕。他对记者谈起父亲的晚年时，有些唏嘘。他用了这样一个形容词：“孤寂”。

梅小璈说，虽然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尚不足花甲之年，可他心知肚明，属于他的那个“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的时代已经逝去了。

新中国在学科建制上完全照搬“老大哥”苏联，全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保留了法律系，且讲授的内容都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学。这让毕业于清华学校、留学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的梅汝璈常常感到无所适从。他努力按照党对“旧知识分子”改造的要求，虔诚地学习俄语，试图不被形势甩下。

据梅小璈说，现在他家还能找到父亲当年抄写俄文单词的小本。在苏联法学教材上，还有父亲留下的铅笔批注。

作为一个留美法学博士，梅汝璈曾执著坚持的那些法学信念渐渐失去了依托———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这是法哲学奠基人孟德斯鸠奠定的理论，又在杰弗逊等人的实践中加以完善的。

显然，这一切已不合时宜。“文革”中，梅汝璈在一份“检查”里写道：“我实际上只是一本破烂过时的小字典而已。”

“其实，他个人的小环境还是不错的，起码在物质上。如果以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为参照系，他并没有受太大的罪。”梅小璈在解释父亲晚年的孤寂心境时如是说，“但他的学科没有了，他的学术没有了。”

在那个年代，“梅汝璈”三字变成一个空洞的符号。充盈其间的，不是这个人的赤子情怀和渊博学识，而是一个随“形势”沉浮的抽象指称。有研究者曾这样评价这位外交部前顾问：“梅汝璈名字出现的频率和受关注的程度，基本上是中日关系的晴雨表。”在上世纪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一旦中日关系出现“问题”了，他就会被邀请出面撰写文章；而中日关系“良好”时，他的名字则不愿被各方的人们所提及。

但梅汝璈注定名垂青史。这位晚年“孤寂”的###官，曾书写过现代中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6年3月19日，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博士离开上海，远赴东京。

当日，《中央日报》等中国最权威的媒体，同时在显著版面刊出标题：“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王敖今飞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