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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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3页）

我妈说：“还是去吧，听说零八年外地人没有暂住证就得被遣送回去。”

老头有点倔：“那我不出门了。”

再劝。

他起身去卧室了：“我回山西去。”

妈在择韭菜，半天不作声，忽然说了一句：“其实最怕的是生病，生病以后医保在家里，还得回去住院。”

我爸老说要回山西，还有一个原因，他不说，但我知道，他总觉得应该再去挣挣钱。

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都知道，如果不违法违规，要让父母在北京住，住在老人生活方便点的城区，有一套小点的房子，得多少年。这是身为人子的责任，但父母总觉得孩子的负担太重，心里不安。

在家闷着。台里给我开了一个两会的博客，我看看留言。一个出生在贫闲家庭的人，母亲有精神病，不能干活，父亲把他带大，九五年，他高中毕业，放弃上大学，打工赚钱，在城市基本安了家，把父亲也接来。日子还没过上多久，父亲就得了重型肝炎，可以换肝，医生说手术的成功率是八成，就算他借到二十万元的手术费，就算手术成功，以后的几年中，每个月还得准备八千元护肝费。

他写：“面对巨额的手术费，我眼睁睁地看着把父亲从中山三院接回了老家，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一号的早上，当护士拔去父亲手上的针头的那一刹那，我的眼泪几乎可以说是爆发出来的。为了不让父亲看到我痛苦的样子，我几乎咬破了嘴唇，目的就是要止住泪水。”

他说：“现在，我得了一种恐惧症，总是做噩梦，人也变得很压抑。一是想到在父亲面对死亡的时候，自己的无助，我就自责、内疚。二是恐惧要是哪一天自己得了病，留给家人的恐惧和无助。这个病，我们老百姓实在是得不起呀！！！”

三个惊叹号后，他说：“柴静，祝你家庭幸福，工作顺利。”

回去我跟领导商量：“能不能换个方式做两会，比如从我家的小区说起？”

领导同意了。

我们站在小区门口，机器架起来，有点尴尬，路边剃头的白大褂师傅从眼镜上挑眼一看，把手里的头一按，继续理。卖彩票的大姐把采访车拍得啪啪响：“往那边停，那边停……什么两会不两会？别拦着我做生意。”

楼上的大哥带着他家的萨摩耶犬从我身边过，我拦着他，他笑：“说这有用么？”

“不说肯定没用，你说是吧？”

大哥呵呵一笑摇头走了，倒是雪白的萨摩耶熟稔地站下，等着我摸它头。

卖煎饼的胖大姐一向待我热络，我奔着她去了，头一次见大姐扭捏：“嘿你这姑娘，两会这么大的事儿，我能说么？”摄像机一架，她对着煎饼摊的玻璃用手指扒了几下头发，说得我们关不了机：“哎我那孩子，学校收费太贵……”她一开腔，晒太阳的老太太们都围过来了，一人一句，说药费不合理，买菜买得心都疼……保姆小姑娘放下手里的毛线，探头看了过来，我楼下租房的小伙子也插话进来：“这房价能说说么？……”

一直到采访结束，大伙都散了，戴红袖套的联防队大爷还追上来，问我能再对两会说两句么，他要说的是没人赡养他的事儿，“两会能不能管？”摄像已经撤了，我手里只有一个没线的话筒，但我看着他的神情，说不出拒绝的话，拿着空话筒对着他，让他说完。这节目在“新闻联播”里播了，在节目的结尾，我说：“至于我自己，我对两会的愿望是希望像我父母这样的人，能更多地从这个社会得到依靠和快乐，因为他们老了，而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像我一样的孩子。”

几天后我们按惯例跟拍代表们去农村座谈。那是京郊条件很好的村庄。不少代表和媒体，大概有三十几人，都坐在茶几边上，桌子上整整齐齐放了十个果盘，花生瓜子堆出圆满的尖儿，男主人穿着毛衣，里头打着崭新的领带。

郭凤莲拉着女主人的手：“日子过得好吗？”

我目瞪口呆，这就是她所理解的电视语言——不是她要这么说话，是她认为电视台要让她这么说，人家坐在那儿也不舒服。申纪兰从屋子里出来往外走。我想拉住她问两句，老太太绷着脸一甩手：“在屋里拍得还不够啊。”

当记者这么多年，没碰见过这样的情况，是真羞愧。我们索性把机器暂时关了，跟这几位代表说：“你们是代表农民说话的，可以在我们镜头里说真问题。”

郭凤莲看了我一眼，迟疑着说了一句：“我是关心……今年给农村的这三千亿，这个钱能不能到老百姓手里？”十几个村支书本来都在一边袖着手看，慢慢都走过来了，说：“不要大拆大建”：“不要把管理民主当成是用粉笔在小黑板上写个钱数”……

我看见常青镜头摇过去，申纪兰正在用劲拍郭凤莲的肩膀：“凤莲，你给老百姓说了实话。”

回去车上，常青说：“这个村子不错，可以在这儿娶个媳妇儿。”我跟他开玩笑：“你可不要颠覆我对你的看法。”

他忽然说了一句很有棱角的话：“今天不是一直在颠覆么？”

天安门广场上记者最多，镜头“呼啦”就上去了。

我半蹲着找了一条人缝给录音把线拉着：“从这边过去。”

这时，地方台的同行把他扛着摄像机的同事往后扯了一下：“不要和中央台抢镜头。”我来不及阻拦，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