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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0部分（第1页）

开地方政治，越不像职业军队，往往就越强大。

大清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已经失去了八旗，其命运已经无法扭转了。

到最后，无论地方督抚的动机是什么，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全国政局不再是用什么声音说话的问题了，枪杆子真的直接就可以出权力，政治也就不再需要与政见有直接的联系。

很多人所谓“曾李不自立”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因为此时下到一个乡村，上到一省，军事化已经导致政治的高度碎片化，枪杆子出政权其实在清代最后几十年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共识，无论谁去改革，怎么改革，最后都只能被各种军事实力派所绑架。

对于一个急于改革的国家而言，这成为致命的缺陷。

华皇认为，哪怕就算是慈禧本人真心想改革图强，本质上都没法扭转这一点！

因为代表的是阶级，是群体，不是一个实权者个人能够左右整个阶级的。

这个问题其实在明治维新之后也同样存在，但它在中日两国的表现却很不一样，在日本，军人至少被驱逐出了地方事务，而在中国，军人是地方政治非常重要的元素，更不要说清末，无论你是什么派，说到底都是一个个军头的附庸而已。

任何军阀社会都会很快陷入政治和社会的严重脱节，并由此造成任何所谓的改革都会迅速无效化，假如枪杆子出政权的逻辑无法打破，那改革就是一句空话。

其实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清廷唯一的问题就是军阀问题，这不只是几个军头的事情，而是下至小老百姓，上至国家精英共同深陷其中的泥潭。

【1196　指示曾纪泽军购计划】

在明治维新开始前，日本无论天皇，还是维新派，还是幕府就改革问题已经有共识了。

实际上就处于原本的历史中，清末戊戌变法成功后的状态。

末代将军德川庆喜虽然是幕府最高领导人，但他本人却是个维新派，1867年就搞了大政奉还。

只是因为幕府的守旧势力太深，意见不统一，而且萨摩及长州两藩心急，等不及了，才发动了倒幕战争。

戊辰战争结束已经是1869年，最后的余波西南战争是1877年。

因为华皇的关系，这趟战争到现在还没有打完，如果是按照原先的历史轨迹发展，西乡隆盛早死了，但现在西乡隆盛仍然活蹦乱跳的，在不久前，也就是在华皇出访欧洲之前，刚刚被轩建章抓住之后，然而华皇下令，轩建章和李鸿章又将西乡隆盛放了回去。

萨摩及长州两藩就有与中央相抗衡的实力，而中国维新派几乎没有基础可言，各地的封疆大臣不可能帮着维新派去跟守旧派斗，最后恐怕会比北洋时期还乱。

无论上层的精英们怎么折腾，最底层的农村宗族制度以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方式不变革，社会还是那样。

当然，还有一种情形不得不考虑，变革过程里枪杆子裹胁其他盲从者。

华皇向曾纪泽说了他对于国家走向的一些看法，这让曾纪泽对整个国家的局势和华皇的对外政策，又有了新的认识。

曾纪泽也向华皇汇报了他在欧洲的一些学习成果。

曾纪泽一是对中西方文化的基本认识。

他从小学教育入手，认为：“中华所谓小学，有古今之分。汉学家以文字、声音、训诂为初学津梁，古小学也。宋学家以洒扫、应对进退为童蒙基址，今小学也。”

而“西人所谓小学，则以显微镜察验纤细幺幺之物，以助格致家考究万物材质凝动之分，生死之异，动植之类，胎卵湿化之所以别。

由细而知巨，由表以验里，由无用以求有用，由同种以察异种。

以此为小学，与光学、电学之属，争奇而并重。设公会邀人观览，亦集思广益之意也。”

以此论之，中国的学问注重人的道德文章，关注主体的修行，而西学注重对客观事物的考察。

曾纪泽并没有把西学的路数和中国的“格物致知”对照研究。

虽然他提及“志欲使中国商民，仿效欧洲富国强兵之术、格物致知之学”。

但是，如果他进一步推论，甚或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传统的学问，并没有真正遵循“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训条，而是忽略了格物致知，直接走向修身之路。

这可能是中国传统学问有意无意对新儒学（理学）最初教条的偏离，而这种偏离正是导致中国学问出问题的根源吧！

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直接渗透到曾纪泽办理外交的实践中去。

曾纪泽发现西方国际关系遵循一种规则即国际法，而国际法的根本点在于保护国家主权，保护国家主权还不论国家大小强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