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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看出了周朝未来的分崩离析,他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独怕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乘乘兮,若无所归。”真是忧心悄悄,亦有彷徨。于是他提出了向后跑的主张:“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车,无所乘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这当然是要开历史倒车。
但老子关于“大道”的思维,其哲学价值却是独到而不可否定的。而“大道”就是顺其自然,岂不正是可以导向到社会前进的方面么?所以,老子为社会时代开出的具体药方不对,他的哲学却没有错。另外,他既然拿出了具体方案,也就从“大道”的“无为”的高度,下降到了较低一级的“上仁,上义”的“为之”的高度,只可惜他的正确理论没有能找准实践的方向。
小国寡民的状态,在它自然来到的阶段上,是“大道”的体现,老子不该只记得这个体现,并且还主张将它固定起来,而看不到“大道”还会有它新的面孔。他自己说过,“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可见,他不是无意识中犯了这样理论与实际自相矛盾的错误,他是有自觉意识的,他认为他的哲学与他的具体社会主张二者是统一的。老子,孔子(克己复礼为仁),中国古代两位圣哲,都主张社会向后倒退,这是令人深思的。
一个发言稿
整整七十年前,一九四O年的十月,新四军在黄桥取得了反摩擦、反围剿的胜利,打败了顽固派韩德勤以十倍的兵力对黄桥的进攻。这一军事胜利的政治基础,是陈毅率领新四军挺进纵队从江南来到泰州地区,对于李明扬李长江成功进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并且争取了广大民众的同情与支持,从而挫败了韩德勤所坚决贯彻的*路线和政策。发生在泰州地区的这段历史,是泰州人民的一个深刻而宝贵的历史记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泰州人,我觉得自己有责任要把这段与泰州直接有关的历史写出来;但实际上我仍一无所知,首先需要了解和研究。这样,我得到了地方志办公室的热情支持,在那里看到了一些当事人所写的材料,其中特别了解到“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李长江三万人马的易帜分道,即以大部归顺汪伪政权,以小部到农村去坚持抗战,这样求得其整体实力眼下与将来的保存。这个“中间势力”的生存艰难和它最终的如此这般分化瓦解,生动折射出当时复杂的军事政治形势,可作为“文眼”。后来,在海陵区政协,偶然间,我看到各地文史资料,翻阅之下觉得,它们虽不是直接有关“二李”的,却反映了一九四O年左右江苏地区的一些情况,可作为“二李”之存在的背景透视材料。另外,黄桥战役史料是不难找到的。这样,有了这几方面的材料,遂觉得一切都清楚起来。如果写成一部虚构文学长篇,可能费时要多些,对于写作才能的要求也更高些,而人们首先需要一本记实性的作品。于是,我较顺当地就写出了《苏中风云录》这部二十六万字的记实小说,写作时,觉得是无一字无来历的。此书只能说是对这一题材的一个初步的开垦。《泰州晚报》连载了这部作品,泰州电台又来播出这部作品,说明着社会的承认。明年八月二十六日,是陈毅元帅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值此之际,我谨以此表示对这个即将来到的伟大诞辰的纪念。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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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大诗人吴嘉纪
大诗人吴嘉纪(清初泰州安丰场人,今属盐城东台),字宾贤,号“野人”。其祖父吴凤仪,是王艮次子王东崖的学生,这个辈份与李贽同学。而吴嘉纪,却是他的祖父的学生刘国柱的弟子。刘国柱学成后,主讲安丰社学十年。吴嘉纪与“泰州学派”有这样深的关系,他一生做人的高洁和做诗的风骨,根源当在这里。清人已经说,吴嘉纪是王艮的“后兴者”,“野人之诗即心斋之道”。
吴嘉纪《陋轩诗》共一千几百首,切入清灭明的惨史和清初民间痛苦的实际,表现着诗人的冰霜正气和崇高人文精神,而在艺术上寓浓烈于淡远、寄厚热于峻冷,融杜甫陶潜于一炉,在当世就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吴嘉纪生活在烧盐灶丁和农民之中,除了外出会友和诗朋来访,他的生活地位和状况,与最普通的穷民没有区别,只是他不烧盐不种地,有时卖文为生,有时课授生徒,有时收受朋友接济,一生就这样度过。
吴嘉纪迫于生活艰难(尽室命如缕),曾在朋友资助下做过不大的生意(贩薪白驹场,籴麦清江浦),他却羞于所得(腐儒得利归,笑视略不取)。他觉得对他来说,做诗要比做生意重要得多,他把“以诗为史”的责任担上了自己的肩头。诗风“如入冰雪窖中”的他,内心燃烧着书生赤子的热情。他希望做官的诗友能像范仲淹一样为民敬仰。“志同出处殊,我实自由弃”,面对当时的现实;他选择了隐居的生活,以一种洁身自好的孤独屹立荒野。
吴嘉纪要做一个平民诗人,至于他的诗朋之中有后来去做了官而继续跟他做朋友的,有本来就做了清朝官员而在某种场合结识于他的,这些,并没有改变他做人和做诗的准则,他的朋友和他本人的诗篇为此作证。清朝统一全国,社会渐趋安定,民族矛盾缓和,多数士人渐渐愿意做清朝的官,一介穷儒吴嘉纪无力阻挡,而他洁身自好,穷终诗书,在各色人们中聊备一格,也就相当难能可贵。这种长期的忍辱负重和决不动摇,与尖锐情况下的瞬间殉节,表现的都是可贵的气概。
他诗名鹊起在五十岁上下,此时身体有病,更无力靠别的手段养家餬口,所以收受诗朋文友的接济,无论在他或在他的朋友,都成了惯例。他的穷困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所以无须惭愧不必遮掩,他就用诗把这样的穷困写了出来。“野渡人归尽,沙田雁自呼。船停枫叶落,月没客身孤。何处鸣刁斗,衰年在道途。倘能免忧辱,飘泊敢长吁!”这是他哀叹奔走的诗篇中很平淡的一首,胸中的苦痛真是深重如海。
有一年春天,他从远方归来,时当播谷,却满野荒草,农民逃亡,“白骨委尘埃,居室余败瓦”。可是,“路有催租马”,那么还能向谁催租呢?于是,发生了一件可笑的事情,要向诗人收租,“我无半亩田,征税何由派”?刚刚归来的诗人百般解释也不行,诗人口袋里正有从朋友那里得到的接济,他就买了酒食,招待这些人,可是,临了还是不行,“用尽腐儒力,未免公家逮”。诗人的命运与无数民众的命运完全融会到了一起,他的诗也就毫不客气一炉而熔之了。正好诗友汪三韩来看他,闻知此事,把他从官府手中救了出来,汪三韩也悲愤不已!
吴嘉纪66岁逝世,当他26岁时,明朝灭亡,当他45岁时,南明灭亡,清军“扬州屠城”。明末清初社会混乱黑暗民不聊生,所以,吴嘉纪不可能写别的诗,他只能写《陋轩诗》里的诗。从吴嘉纪的诗篇,可以概括出他在“家,友,民,国,志”这样五个方面的情况:
一,家。他的房子东倒西歪,狐狸野物随意进出,睡在床上可以看到青天,半夜常被破屋发出的声响惊醒。他穷得连砚台都卖掉了,无力修屋。风雨之夜,他的破屋终于倒下,仓卒之中他救得儿女出来,躲在草堆里等待天明。朋友看不下去,资助他修屋,房屋虽不咋样,情趣是有的,“遗病一篱菊,驱愁数卷书”,屋外有流水,有老梅。他逃大水时携带的只有书籍和*,返回时再把*种上。他的妻子王睿(泰兴人),一生艰辛持家,支持吴嘉纪的事业。《哭妻王氏》写道,妻子跟我共同生活了四十五年,曾经对我说过,她要在我之前死,问她为什么?她说,想得到你的挽诗啊!如今她果然先我而去了,我边哭边写的诗也许欠工,但妻子的这个愿望是实现了;可是她的愿望实现了,我的悲痛向谁去说啊!他抚摸着亡妻为他劳苦一世的手,痛苦如狂,这时屋外寒风凛冽,落叶纷纷。过去他把酝酿的诗意说给妻子听,妻子每每就流下了眼泪。“闺房有赏识,不叹知音寡”,这是诗人对妻子最高的赞美。他说妻子嫁来之后,没有过一天好日子,不是兵荒马乱,就是大水时至,而妻子却反过来担心他意志衰减,表示“高义归夫子,饥寒死不怨”。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人格力量!“潦倒丘园二十秋,亲炊葵藿慰余愁。绝无暇日临青镜,频过凶年到白头。海气荒凉门有燕,谿光摇荡屋如舟。不能沽酒持相祝,依旧归来向尔谋”。二十年前,穷困的诗人曾用这一首诗来庆贺妻子的生日,又是二十年下来,他的家境并无任何改变,他的妻子就这样度过了一生。
他的妻子死后,全村人都为她伤心哭泣。妻子跟他一样爱菊,有一回重阳节大风雨,他们一起把*搬进屋里,终日一起坐在花中,夜里点上灯守着花。“生无一日娱,死别忽匆匆”,这是他对妻子人生的写照,也高度概括了无数劳苦妇女的人生命运。诗人“麻巾尽血泪”,悲痛到了极点。
诗人的父亲吴一辅,是吴凤仪五子中最为学优的一个。吴一辅死后,诗人无力葬父。借了人家水田之中荒无人迹的小土墩,搭了个草棚暂存吴一辅的棺材,这就是“一棺常寄他人田”。诗人泪眼遥望“水阔波浪白”之中那个荒渚,想到“父在旷野儿在室”,虽然痛彻心扉,也是徒唤奈何。他另有一首《吾亲》诗,写他无力葬父的悲痛:“秋来三夜雨,田园尽沆漭。吾亲波浪中,败棺魄凭仗。岂无所生儿,他山远拾橡。常恐饥冻死,去住长飘荡。望岁岁更凶,四野唯菰蒋。残骼傍垅亩,何日归泉壤?”
吴嘉纪终其一生也不曾有能力安葬的,除了他父亲这一棺,另外还有二棺。这个事实,说明着在诗人的日常生活图景之中,有着这样三具无力安葬、搁置荒野的亲人的棺材。诗人曾把自己比作“秋原菊”,而广大穷民是秋原上遍地“蒿艾”,茫茫相亲相混在一起。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想象和比喻,因为他除了贫穷,他还是一个诗人,他是这秋原的诗人,为遍地蒿艾也为自己而悲歌,写着他又苦又冷的诗。
二,友。郝羽吉“淡于声势”,是个“隐逸之士”,安徽歙县人,久客扬州,以做鱼盐生意餬口养家。“淘上老人心凄凄,无衣岁暮娇儿啼。多年败絮踏已尽,满床骨肉贱如泥。出门入门向谁告,唯有朔风过破屋”,吴嘉纪家中缺衣少被寒冬难熬,郝羽吉寄来了棉布,“我友何由知此情,远寄宛陵布一束”。凭着这匹布,妻子王氏给孩子和丈夫都做了寒衣。这位郝羽吉去世后,吴嘉纪作长诗《悲髯公》哀悼他,说自己二十五年以来一直受到他的接济。吴嘉纪的另一朋友汪楫说,吴嘉纪交友是严格的,“结交只许素心友”,郝羽吉就是其中之一;又说郝羽吉十分推崇吴嘉纪的诗。
吴嘉纪另一好友孙豹人,“日拥经史,吟啸自放”,“壮年已白头,十年歌哭古扬州”。他像李白一样将千金散尽,弄得“饥寒累妻子”。后来不得不改变与清朝不合作的态度,应试科举,授官内阁中书舍人,却并未就任,而是以年老辞官回到了扬州,继续以文会友。他身后留有诗集文集和学术专著,其诗写道:“吴生性孤直,知交唯数子……诗格宗大雅,古淡有如此”,他在吴嘉纪诗集前的《序》中,已经将王艮与吴嘉纪并称为安丰一地百年之间的“两贤”。吴嘉纪咏孙豹人的诗有“悲君多苦辛”,“同气人久违”,“纷纷谁识先生心”,“浊世岂能容独醒”等诗句,说明着他们的理解是很深的。
王太丹是王艮五世孙,曾向南明福王献策,有志于抗清复明;入清以后,以卖字为生,虽然求字的人不少,他却得钱够吃粥就搁笔不写。病重时,他把自己的砚台托付给吴嘉纪,请用卖砚的钱安葬他。但这砚台一时竟没有卖得掉,“砚依主人犹似昔,主人欲去将奈何”。王太丹死后,吴嘉纪求人资助,才安葬了他。吴嘉纪作《王太丹死不能葬……》诗悲悼之,“诗魂月下来,长夜方漫漫”。吴嘉纪在安葬王太丹时,自家有三具棺材搁置荒野无力安葬,他们的处境,是同等的悲惨。
从汪楫(汪舟次)所作《陋轩诗序》,参照周栎园的《序》看,吴嘉纪与他们二人相识为友的经过,可简述如下:汪楫在朋友手里看到吴嘉纪的诗,并听到了诗人的情况,后来不期然而见了面,相处之下,觉得吴嘉纪的性情恰如朋友侧面的介绍,是“性严冷,穷饿自甘,不与得意人往还”,但汪楫与他唱和之下觉得还是相处甚欢,因为诗沟通了他们。这样,汪与吴做了朋友。吴嘉纪也就在汪楫手里看到了周栎园的诗作,极其称赞,当时周栎园因为“获戾当世”,被诬吃官司,吴嘉纪希望周栎园能平安出狱,好看到周在狱中的“近作”。后来,周栎园*出狱,在汪楫手里看到了吴嘉纪的诗,于是“推为近代第一”。当时,周栎园是有名的诗人,而吴嘉纪“名不出户”。周栎园能这样推崇吴嘉纪,当然是出以公心。而吴嘉纪称赞周栎园时,周还在坐牢,前程未卜,也就谈不上阿谀。汪楫说起吴嘉纪有病且深,周栎园很着急,急于见到其人,就叫汪楫写信问吴嘉纪能否到扬州来相会,且附寄他给野人的赠诗。周与吴都不曾见过面,但诗和命运让他们已经神交。汪楫说,“野人性固严冷不易合,然见先生诗,或当忻然来”,这个估计是对的,因为周既然获得*,就意味着又将做官,若本来与吴嘉纪一点关系没有,吴是不会凭着一信就贸然来相见一个做官人的。正因为他与周已有神交,并且接到汪楫的信与周栎园的诗,他就撑着病体来了。孙豹人评吴嘉纪的为人和为诗,只用了一个字:“诚”。他克服一向的清高孤傲,抱病前往扬州与周栎园相见,正说明这个“诚”字。汪、吴、周三人相识的情况就是这样。今人仍有以此贬低吴嘉纪的,这未免苛刻和失察。吴嘉纪有《管鲍篇呈汪舟次》诗,“赋诗菰芦中,世不知名字。齿脱发毛白,始遇汪舟次。己亥来游东海涯,九月十日见余诗。两心不觉胶投漆,因诗与我成相知”。这时吴嘉纪四十二岁,他很觉庆幸,“老夫垂首忽自怜,此身若死己亥前,篇章纵得逢同调,不过异代相周旋”。一面有遇知音之喜,一面却又悲从中来,冰雪之心,凄凉而真诚。汪楫一家三代好几个人都在诗上与吴嘉纪成了朋友,可见二人诗谊至深。
周栎园附寄汪楫信中给吴嘉纪的诗是:“无意闲从汪舟次,把君诗卷泪交承。同调于今宁几见?斯人当世未有称。老病行藏一径菊,乱离儿女满床冰。颇恐传闻真即死,新诗呼朋细细誊”。吴嘉纪接到此诗,就作诗一首《答栎下先生》:“穷冬伏枕何人问?栎下先生寄我诗。远问只愁身便死,怜才几见泪沾颐?吟成《梁甫》徒增慨,老遇钟期不厌迟。冰雪谿头扶病起,为君珍重夕阳时”。二人的诗也明白显示着他们结识的情况和基础。“为君珍重夕阳时”,孤寂而难以接近的吴嘉纪,其实是多么需要人间的温暖和知音!
周栎园出狱后到山东做官,“自三齐八闽,以至江淮,士不远千里倾盖投欢”,他本人也“所著书多,尤以表扬人为第一义”,有《赖古堂集》等著作传世,可见其在诗界甚有人缘。周栎园见了《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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