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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2部分（第2页）

东南地区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长江下游太湖地区就是一个富裕的经济区，人烟稠密。西汉时，吴王刘濞便以“铸山煮海，国用富饶”，凭雄厚的经济实力招致天下亡命之徒；司马迁描述当时经济形势，称“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 ；＇ ；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 ；货殖列传 ； ；＇ ； ；江南的开发本来相对晚于北方，但北方的历次动荡都会导致大量的流民南迁，流民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往南方，促进了江南的开发和江南经济的发展。

东汉后期的动荡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迁高峰，“永嘉之乱”后，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迁。北方流民陆续南迁，促进了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到南朝刘宋时，在《禹贡》中被称为“厥田下下”的扬州已呈现出相当繁华的景象。南朝沈约曾叙述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感叹：“江南之为国盛矣！”他称赞会稽一带“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土地，亩值一金，（关中的）雩、杜之间，不能比也。”称赞扬州“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 ；＇ ； ；注：《宋书》卷五十四 ； ；列传第十四“史臣曰” ； ；＇ ； ；刘宋大明年间，扬州人口密度是其它大州的数倍，仅会稽一郡的人口即能与当时的荆、江等大州相埒。隋唐时期，东南财赋为关中所倚重，扬州之富庶，常甲天下，当时号为“扬一益二”。隋开大运河、唐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元、明、清三代建都běi ；jīng，经济上亦仰仗东南，重新开凿的大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东南江河水道众多，交通运输方便，匮乏之物，也易于得到补充，再加上海运，其交通贸易的范围就更广泛了。这些条件为东南的政治、军事地位提供了经济基础。

古代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这也是立足东南的政权可以凭恃的条件。《汉书》地理志载东南风俗云“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 ；＇ ； ；注：《汉书》卷二十八 ； ；地理志下 ； ；＇ ； ；chūn秋时的吴越能与齐晋等中原大国争霸、项羽率八千江东子弟而令秦人丧胆，都得益于东南地区劲勇好武的民风。《隋书》地理志述东南民风，谓淮南一带“人xìng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京口一带“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jīng兵。俗以五月五rì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浙东及江西一带亦颇与之同。 ； ；＇ ； ；注：《隋书》卷三十一 ； ；地理志下 ； ；＇ ； ；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潜在的武装力量。东晋时谢玄、刘裕曾率以屡破北方强敌的北府兵即是这种力量的显示。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而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这跟东南政权的社会基础也有很大关系。

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中原政权乔迁东南之后，中原先进的社会政治文化遂构成其统治的重要基础。在北方少数民族占领北方地区之后，东南政权大多能整合南方社会，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过，这里面还存在一个乔迁势力与当地势力结合的问题。孙吴立国江东，乃是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合流的产物；晋室南迁，也是中原王、谢、庾、桓等大族与当地顾、贺等望族相结合，才在江东立稳足跟。

自晋室南迁，中原士族和百姓纷纷避难江东，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入江东，东晋南朝保据江南，抗衡北方数百年，乔迁士族是一个重要的稳定xìng因素。随着女真和蒙古先后入主中原，赵宋王朝再度南迁，东南再次成为中原社会政治文化的荟萃之地。流风所披，影响深远。明清及近代，东南人物之盛，令人瞩目。

乔迁政权带有上述的那些优势，但乔迁政权本身又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xìng。历史上，立足东南的政权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立足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而很少能统一天下（仅明朝朱元璋为一例外），便跟乔迁政权的这种特xìng有关。

二 ； ；江淮防御体系

整个东南的防御格局是一个以长江和淮河为依托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多以建康（今南京）为政治重心。建康作为江南都会实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建康据险临江，交通便利，西通巴蜀、荆襄，东接三吴，北面两淮。巴蜀、荆襄足以屏护上游；三吴富裕，足以提供人力、物力支持；两淮地区为攻守进退之所，以攻以守，皆当以建康为根本。

建康本身“前据大江，南临重岭，凭高据深，形势独胜。”古代南京城周围山丘很多，如钟山、覆舟山、幕府山。孙吴最初建都于此，诸葛亮称“金陵，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也。” ； ；＇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 ； ；江南二 ； ；＇ ； ；晋室南迁，亦建都于此，其后，宋、齐、梁、陈频繁嬗代，但都不改旧辙；梁代经历“侯景之乱”后，改都江陵，但很快亡于西魏。五代十国中的南唐也建都于此；明统一全国后，也定都于此，后虽迁都běi ；jīng，但金陵一直是作为陪都。在近代，南京还作过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的都城。

南方赖以对抗北方，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南方一些军事重镇的形成，都是以此为基础的。（见图2－3－l）

长江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再加上其支流，将一片辽阔的地域联系起来。长江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东连吴越，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整个南方地区的形势得以完整。另外，长江本身即发挥着阻挡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魏文帝曹丕南征孙吴，兵至广陵，面对长江，不得不感叹：“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 ； ；＇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 ； ；魏纪二 ； ；＇ ； ；次年，魏主再次大举伐吴，见江水波涛汹涌，又感叹道：“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 ； ；＇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 ； ；魏纪二 ； ；＇ ； ；两次亲征，都只得引兵退还。苻坚伐晋，以为自己拥兵百万，“投鞭于江。足以断流”，但终不能越长江而灭晋。

淮河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顾祖禹总结道：“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长淮为大江之蔽。”又曰：“江南以江淮为险，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 ； ；＇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九 ； ；江南一 ； ；＇ ； ；如果说长江的防御是纯被动的，那么，淮河则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意义。南方对抗北方，以守而言，则守淮河可藉淮南的广大地区作为纵深；以攻而言，则出淮北可以进取中原。淮河支流多源于淮北，特别是泗水，稍经开凿，即能连通黄河，从而使南方的力量能远投到黄河流域；而单守长江，则一处被突破，便已入其心腹。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多有论及，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如南宋吕祉言“江淮之险，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国于南，则守江以为家户，备淮以为藩篱。” ； ；＇ ； ；注：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里论 ； ；＇

长江之守重在上下相维，淮河之守重在内外呼应。

南宋吕祉给宋廷上《东南防守利便》，特著“建康根本论”、“江流上下论”、“江淮表里论”三论，建议：立都建康以为兴王之基；屯兵江陵、襄阳、武昌、九江以固上下游之势；守江以治内，备淮以治外，表淮而里江，如此则中原可复。

山东和荆襄犹如东南的两翼，屏护着整个江淮防御体系。山东足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足以屏护江汉上游。前人曾言“yù固东南者，必争江汉；yù窥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 ； ；＇ ； ；注：《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方舆纪要序 ； ；＇ ； ；北据山东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荆襄以固长江上游，是为保据东南者的最好态势。 ；。 ； ；。

（一）长江防线

南方在长江沿线置列有一系列军事重镇，扼守长江的几处要点。古代长江下游易渡之处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瓜洲渡，分处建康的上下游。江北之敌yù渡江攻建康者多出此两处。建康方面也加强对这两处渡口的防守，在这两处渡口的南岸，置兵戍守，立为重镇，这就是京口（今镇江）和采石。与此二地隔江相对的，东面是广陵（今扬州），西面是历阳（今和县），北方铁骑南下，往往东抵广陵，西抵历阳，故亦立重镇以守之。

京口即今江苏镇江市。最早孙权曾立都于此，号为京城，迁都建邺后，立为京口镇。自此以后，立国于东南者，均以京口为重镇。东晋时，郗鉴经营京口以挫苏峻之乱，遂建为雄镇，号称北府，与西府历阳、南州姑孰一起拱卫京师建康。桓温专擅朝政，视京口为眼中钉，曾谓“京口酒可饮，兵可用。” ； ；＇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 ； ；晋纪二十四 ； ；＇ ； ；其帐下谋士郗超会其意，暗示其父郗愔将京口让给了桓温。谢玄在淝水挫败前秦苻坚大军，依靠的主要是京口的北府兵。桓玄自荆州东下，朝廷本yù倚北府兵以拒桓全，但北府将刘牢之举兵降附桓玄，桓玄遂入建康。桓玄代晋，刘裕、刘毅等据京口起兵反玄，因以灭玄。刘裕代晋后，有鉴于京口的战略地位，曾遗诏“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 ； ；＇ ； ；注：《宋书》卷七十八 ； ；刘延孙列传 ； ；＇ ； ；终刘宋一朝，无论是在对北敌的战争中，还是在内部政治斗争中，京口的地位都是举足轻重。梁末，陈霸先镇京口，王僧辨守建康，陈霸先袭杀王僧辨，亦据京口而发，并最终建陈代梁。隋灭陈之战中，贺若弼自瓜洲率先渡过长江，攻占京口，与自采石渡江的韩擒虎合围建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