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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2页）

1998年8月前后，李达昌在省委、省政府办公会议上强调，中川国际官司缠身，早已资不抵债，国家不会背此包袱，只有搞资产重组这条路。现在只有“四通公司”愿和中川国际重组。

李达昌所说的“四通公司”就是由丛钢担任总经理的深圳通富达公司（以下简称通富达）。1999年3月30日，四川省财政厅以“川交办121号文件”向省政府再次建议，中川国际资产重组要按相关法律法规办事，重申“国有股权转让收入必须按规定先缴入金库，不能违规账面空转”，并将报告直接送给李达昌。一向关注中川国际重组的李达昌未作任何批示。

李达昌：平民省长擅放“烟雾弹”（4）

1998年11月22日，资产重组正式签约后20天，李达昌安排中川国际有关人士对丛钢为重组临时成立的主体公司和虚构的资产公司进行考察。考察组仅在河南省长葛市滞留几小时，就买好去深圳的飞机票，准备去公司主体所在地深圳考察。

不料，当晚李达昌明确指示，河南四通情况已调查清楚，无需再去深圳，将河南考察报告传真回来就行。考察组遂将丛钢早已拟好的《考察报告》传真给李达昌。李达昌接传真后马上批示：报告说明四通与中川国际重组谈判情况是真实的，资产可信，建议按原方案实施。值得深思的一个事实是，1998年11月15日，通富达总经理丛钢在深圳因涉嫌诈骗四川粮油进出口公司被拘捕，25日取保候审。为争取宽大处理，丛钢退还给四川粮油进出口公司1900万元，到1999年，四川粮油进出口公司已追回2200万元，还差100多万元没有追回。由于破案及时，且挽回大部分损失，四川省外经合作委曾致函省公安厅表示感谢，感谢信同时抄报省政法委和副省长李达昌、张中伟等人。

1998年12月31日，四川省省长宋宝瑞在省政府209会议室专门听取了重组双方汇报，明确指示立即派人到深圳调查通富达资信情况。散会后，李达昌即指示参会的郑安卡，不要派人到深圳调查，他提出“给通富达发个传真，让他们把资产资信情况传真过来就行”。

事后这份传真并未发出。宋宝瑞不久后调离四川，无人再追究此事。

1998年下半年，李达昌拒绝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杨崇汇3次不同意见的忠告，一心要丛刚来重组中川国际。在省政府常务会上，副省长周广严针对中川国际资产重组问题，对李达昌一再劝告：“不要赔了夫人又折兵。”

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对中川国际重组采取了非常审慎的态度，两部委迟迟没有批准通富达对中川国际的重组。李达昌为此还亲自到财政部游说。

1999年，财政部“99财管字（20）号文件”批准中川国际转让部分国家股权给通富达。证监会也予以同意。

1999年2月26日，四川省财政厅和省国有资产管理局发出《关于中川国际公司资产重组问题的紧急请示》，请示要点是：一、经过“空转”，四通集团（省财政厅仍以为通富达是四通，故行文如此）得到中川国际51％股权，还多得2483万元；二、经过资金空转，“四通”获得一个上市公司“壳”资源，给省里留下的是不良资产及可能出现的难以预计的外债赔偿风险；三、省国资公司用14112万元购买中川国际等额的资产是一笔没有价值的“死”资产（或坏资产）；四、欧文电站的赔偿问题将部分悬空；五、原中川国际有一笔1000万美元贷款未按要求划出专户储存，由于对新公司无制约手段，可能成为省财政运行的潜在风险。

紧急请示建议，按照财政部和国资委《关于颁发国有资产收益收缴管理办法》的规定，国有股权转让收入必须按规定先缴入金库，不能违规进行账面空转。同时，重组后的新公司应负担其全部债务及赔偿风险。紧急请示还建议省政府尽快协调研究，并做出明确指示。

奇怪的是，向省政府的紧急请示，却被李达昌批上“请外经贸厅、中川国际公司阅”，而没有任何“明确指示”。

1999年11月2日，中川国际与乌干达当局在成都签署《谅解备忘录》，欧文电站双方互不索赔。一度可能导致中川国际破产的项目索赔就此了结。

李达昌：平民省长擅放“烟雾弹”（5）

此前的5月，四川省政府曾在“川府函（1999）99号”《关于中川国际公司资产重组问题的批复》中指示，中国进出口银行借给四川专项处理欧文电站问题所需的1000万美元，在实现资产重组前应先行划出专项储存，专项用于欧文电站的赔付。既然欧文电站双方互不索赔，没理由再拖延专款划出事宜。

在四川省财政厅多次要求下，郑安卡请示李达昌后，将存在香港的780万美元转至财政厅监管账户上。

原本用于赔付的资金，却存在香港账户上，且是请示李达昌后才转回省财政厅。1999年12月25日，丛钢召开中川国际董事会，以此事为由罢免郑安卡总经理一职，任命安国盛为代理总经理。当天下午，在中川国际最后一次党组会上，郑安卡公开表示：“没想到丛钢这伙人是些痞子，是我引狼入室。”

重组并没有使中川国际复活，相反的在2002年和2003年连续两年巨亏、2004年上半年公司股票每股净资产降为－元。2004年4月27日，中川国际因业绩大幅滑坡，被钉死在ST牌上。2005年中川国际退市。

【案例分析】

李达昌何以“骗”了那么多人

李达昌，曾任四川省副省长。许多人记住他的名字，是因为他身处官场，身居高位，却做了一件“淡泊”之事——从2001年开始，先后3次向组织上递交报告，希望自己能从副省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回到原先工作的西南财大任教。2003年1月，他终于如愿以偿。当时，在接受采访时，他如此表明自己的“心迹”：“我卸任任教，不是心血来潮，不是官场失意，不是别出心裁，而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自然选择，不值得大惊小怪。”在当官的种种好处人人尽皆知，连报考国家公务员都要挤破头的如今，如此“反常”之举焉能不让人大惊小怪，钦佩与赞叹之声顿时响成了一片。

时间真的能够辨别一切真伪。日前，李达昌因涉嫌滥用职权挪用1亿元专项拨款，并造成巨大损失。如此“急转直下”，相信许多人都会被惊得合不上嘴，甚至晕头转向。

正因为自己屁股上有屎，所以才要急寻出路，才要把话说得越好听越好。现在看来，李达昌当初也许真就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早就想溜之大吉，如此情势之下，他虽不是“实话实说”，但说的确实是“心里话”。民众深信不疑，并大加赞叹，也实在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

在我们的新闻报道中，领导多是“神龙见头不见尾”，民众看领导就像“盲人摸象”，只能从一个角度，甚至一条缝中看，看走了眼实在不足为怪。再者，我们的制度设计，总是从“善”出发，总以为当官的都是正人君子——一个人，如果连官都不想当了，还能做出什么丑事？于是，辞官就让他辞吧，“离任审计”要么免了，要么走走过场。否则，1亿多元的缺口，能审不出来？不像人家国外那样，认定“总统也是靠不住的”，不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制度设计得“密不透风”，倒是做到了“绝不放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