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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第1页）

，进一步确认了武后在朝中的地位。至此，夫妻、父子互相牵制、共同执政的三角形政局已然形成。从唐帝国日后的风云变幻来看，便能明白睿宗及时退位让儿子李隆基登基对于肃清太平公主势力起了何等重要的影响。这，怕也是血和泪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吧！有了玄武门兄弟相残的血案，才有了宁王甘愿让三弟李隆基为太子，最终兄弟和睦大被同眠的佳话。有了武后杀子夺位的惨烈，睿宗才会在感觉自己力不能及之时，甘愿提前退位以保障皇位传承的稳定。

高宗既然决定在妻子和儿子之间走钢丝，对于武后执政也就采取一面抬举，一面打压的策略，这边厢驳回武后避位的请求，那边厢又频频下诏太子监国。许敬宗退休引发的风波才平息，围绕他去世如何拟定谥号又成为武后和朝臣角力的战场。先作为李治的东宫旧人，后作为武后的忠实盟友，许敬宗在高宗朝可谓位极人臣。他可以随意出入禁中，骑马入朝，这样的恩遇，只有李绩才能相比。泰山封禅，也是他和李绩出任封禅使。许敬宗在官场上颇识进退，很有分寸，因此在拥立武后的翊赞功臣都先后被高宗舍弃之后，仍然能够屹立不倒，善始善终。除此之外，他的物欲、色欲、和名利欲，实在和李义府不相上下。李义府为了钱财公开卖官鬻爵以至被人讥为“铜山大盗”，垂涎美丽的女犯人以至逼杀大理寺臣，气愤世家大族瞧不起他怂恿高宗颁布禁婚令，好恶强烈到最后惹恼高宗落到可悲的下场。这些都可以在许敬宗身上找到共同点，只是许敬宗压榨的对象是他的家人。在家族中，他是不折不扣的暴君。

许敬宗对于金钱的贪婪，驱使他把女儿嫁给蛮夷之子以索要大量钱财，还曾因此受到弹劾。如果说这是他长期贫贱实在缺钱也可以理解，后来他已贵为宰相，权势无人能比，还会因为贪图巨额聘礼而把另一个女儿嫁给出生奴隶的将军，这人的物欲实在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许敬宗得志时已经六七十岁，史书上用“好色无度”来形容他的欲求。他曾经建造飞楼七十间，让家妓骑马在楼上奔走，以此为戏。老父少妻的结果是跟他的子孙争风吃醋，为一些有的和没有的风流韵事先后奏请把儿子和孙子流放岭南，导致他们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和李义府一样，许敬宗素以才华自诩，功成名就之后，他以超乎寻常的高傲来表示自己的轻蔑。跟人说话总是装着不认识别人：“对不起，我耳朵背，记性又不好，总是记不住你的名字。不过呢，如果你是曹植、刘桢那样的才子，就算只见过一次我也一定记得你。”李义府的好恶表现在他对支持自己的人死心塌地，对于他瞧不上的人傲慢无礼，许敬宗的好恶则表现在他随意涂改史书上，亲戚好友一律涂脂抹粉，政敌一律百般诋毁，史书完全成了他做人情的卖菜篮子。在官场上许敬宗左右逢源，接连扳倒权臣长孙无忌、褚遂良、上官仪，给他弄得罢相的宰相少说也有5、6位，手段的狠辣阴险就算号称笑里藏刀的李猫也得甘拜下风。李义府张狂放肆，毫无顾忌，最后全家都被流放，孤零零地客死异乡。许敬宗却得享高寿，还得到死后陪葬昭陵的荣耀。然而这两人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自负才华却长期被人看不起的寒士，一旦得志都以疯狂的追名逐利来满足自己的欲壑难填，用欺凌他人来报复世界，寻求心理上的平衡。年轻时的折辱坎坷，造就了他们畸形的性格，才子一旦抛弃了道德和良心，行事往往比恶棍更为可怕。而能够收放自如地驾驭许敬宗和李义府的武后，又是何等的旷世怪杰，真是让人难以想象。

许敬宗的所作所为，早已惹得清流不满，借着给他商定谥号之机来个整体发作，说他“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貊。按《谥法》，‘名与实爽曰缪，’请谥为缪。”平心而论，这个谥号按许敬宗的作为还真当得起，可是心腹重臣一旦去世就背这么个名也未免太不给武后面子。还陪葬昭陵呢，名与实爽曰缪，指言名美而实伤，葬礼越隆重就显得越可笑。可恶的博士学士们还坚持不改，说谥号为缪都算给许敬宗面子了，真要论起来应该更差才对。朝廷没法，只好召集五品以上的官吏全部参与，集体商议，最后来了个折衷，“既过能改曰恭。请谥曰恭。”总算勉勉强强让这位重臣的身后事不至于变成笑话。不过，要闹到召集所有五品以上的官吏集体商讨才能得到这样的结果，也侧面反映出武后在高层官吏中的支持率并不高。如果没有当初泛阶这一手让大批寒士入仕收买人心，事情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尚未可知。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终了。第二年，高宗突然颁布诏令，称许敬宗记史颇多不实，命史官重新修改，而这次任命的修史专员正是李义府的死对头——刘仁轨。现在的刘仁轨可不是当初那个屡遭李义府陷害，即使对方已经被贬流放，自己又立有大功，仍然不敢返回长安的可怜虫了。他已经官拜宰相，又屡屡奉诏出征，出将入相，掌国权柄。以他来监修国史，可想而知必然会对某些人和事重新评价。武后敏锐地感到，情势对自己越来越不利了。

上元元年，高宗把祖宗封了个遍，然后自称天皇，武后为天后。塞给武后这根胡萝卜，紧接着就来了记闷棍，下诏恢复长孙无忌的爵位，陪葬昭陵，并以长孙无忌的曾孙长孙翼承袭赵国公的爵位。这是刘仁轨封诏修史的第二年。一环扣着一环，一连串的攻势几乎让武后喘不过气来，避位被拒的后果就是她在竞技场上继续呆下来，面临一重接着一重的巨浪。现在的武后，才真正深切地感受到朝中无人的无助，也让她看清了眼前的路：

第一、　她必须掌握政权，宰相中一定要有人支持她。

第二、　她必须掌握军权，才能在必要时威慑他人。

如果做不到这两点，她将永远无法执掌大权，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但当时的宰相以刘仁轨为主流，另外几位宰相戴至德、张文瓘为太子宾客，郝处俊为铁杆反武派，无一是武后心腹。既然暂时无法在宰相中安插人手，武后便别辟蹊径，以爱好文学编纂书籍为名，招纳了一帮学士作为自己的死党，这就是日后掌国权柄、号称“内相”的翰林学士的前身——北门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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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武后建北门学士是受了李世民开弘文馆招揽十八学士的启发。武德四年后，当时尚为秦王的李世民恃其平定天下之功，阴蓄夺嫡之谋，遂以自己戎马倥偬，未能熟知经史为由，特开文学馆，延揽四方贤才，分为三番，每日引见，与他“讨论文典”。其中声名最著的有十八人，为首的即是日后成为贞观名相的房玄龄与杜如晦。打着“锐意经籍”的名号，实际上是为自己延揽私人智囊团，参谋帷幄，在讨论文学的合法外衣下为李世民夺嫡作准备。及至李世民登基之后，这班人以从龙之功，多位列宰辅，迅速实现了政权的交接，保障了局面尽快稳定。

武后见心腹宰臣先后衰老凋零，便援用前朝故例，延揽了一帮资历较浅的文人来帮她编写书籍，以教化人民。以往召集博学鸿儒写书，多依靠州县的推荐而定，但这批学士都是武后亲自选拔，召入禁中，为她继续编写武则天系列丛书。初为皇后期间武则天编写的大多是《古今内范》、《孝子传》等着眼家庭伦理的书籍，现在她是掌国辅政的天后，编写的便是《百撩新诫》、《臣轨》等训诫臣子的书籍了，显示出武后的调教对象已经从儿子媳妇扩大到了朝臣的范围。这些学士大约为武后编纂了一千多卷书籍，落名都是“大圣天后亲撰”，其中最著名的是《臣轨》一书，教导臣子该如何忠诚于君主，常常跟李世民写给李治看的《帝范》一书合出，称为《帝范臣轨》。不过编书只是一个幌子而已，以这些学士的官职和声望而论，对于朝政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武后以入内编纂为名，密令他们参决朝廷奏议和百官表书，以分宰相之权。因为朝臣上朝是从南门进入，这些学士在武后特许下可以从北门，也就是玄武门进入，故被称为“北门学士”。北门学士实际上就是武后的私人内阁，在武后的精心培植下，隐然成为朝廷新贵，主要有刘祎之兄弟、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等人。这些人因为掌握武后私密太多，在武周革命前后，被武后假酷吏之手一一诛杀。元万顷太后掌政时迁凤阁侍郎，坐诛。范履冰，载初中坐举逆人被杀。周思茂，垂拱中下狱死。刘祎之以宰相之尊，垂拱三年赐死于家。

李世民以藩王之身志在夺嫡，故开文学馆延揽十八学士，武后延揽北门学士又是准备对付谁呢？发展到这一阶段，情形已经很明显：是的，皇后的尊荣已经无法令她满足，她要夺取的就是唐帝国至高无上的权位。无论是丈夫，还是儿子，都不能阻挡她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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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元元年八月，高宗武后进号天皇天后，九月下诏为长孙无忌归葬昭陵，数月后，武后做出反击，上书高宗十二条革新政策，全面反映了她的政治见解，也反过来将高宗一军，这就是著名的上书建言十二事。内容如下：

一、　劝农桑，薄赋徭；

二、　给复三辅地，即免除京畿三辅地区的徭役；

三、　息兵，以道德化天下；

四、　南北中尚禁浮巧，要求少府监所署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停止生产淫巧之物；

五、　省功费力役，要求俭省各项工程的费用和百姓的劳役负担；

六、　广言路；

七、　杜谗口；

八、　王公以降皆习《老子》；

九、　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要求父亲在世母亲去世的也应该服丧三年；

十、　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指上元以前的勋官，朝廷已经发给告身也就是勋官凭证的，不再审查核实；

十一、　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指京官八品以上的增加俸禄；

十二、　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指长期任职的官吏，才能高地位低的可以升职。

上书建言十二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是一份完善而全面的施政纲领，大体可分为三部分：一是尊崇老子，提倡道家无为而治的方针，息兵息役，轻徭薄赋；二是移风易俗，净化政治空气和社会习俗；三是要求照顾中下级官吏和百姓的利益，以图笼络人心。

其中第一条重视农业，第六条广开言路，第七条疏远小人、杜绝谗言，几乎是每个统治者上台都要鼓吹的官样文章。第四条禁断浮巧，旨在迎合高宗提倡节俭的口号，第八条要求大臣们都学习《老子》，因“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指老子）”，李唐皇族以老子李耳为先祖，提倡尊崇老子以示武后忠于李唐的立场。这两条都有向高宗和群臣表忠心，打消他们戒心的考虑，当然也从侧面反映了她尚未独掌权柄，还需要妥协示好。等到她地位稳固之后，那就要求大臣不学习《老子》，改学习她写的《臣轨》了。第三条息兵，以道德化天下，是整个施政纲领中的核心要点，即道家的无为而治。劝课农桑，轻徭薄赋，禁断浮巧，省功费力役等等，皆是围绕这个中心拟定的。

整个治国纲领都以李唐尊崇的道家思想为出发点，无一不是堂皇道理，貌似给足高宗面子，实则暗藏机锋，别有玄机。以“息兵，道德化天下”而论，消弭战事，与民休息，无人可以说半句不是，然结合当时的政局来看，吐蕃的崛起令唐帝国的边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西面突厥贵族密谋复国，东方新罗蚕食辽东故地，煽动起当地的民族情绪，解决起来颇为棘手。高宗有心开疆拓土成为一代雄主，自不容西域和朝鲜半岛脱离唐廷的统治，而他任命的两位儒将，偏偏又都是武后的政敌。裴行俭纵横西域，治地万里，刘仁轨经略辽东，屡破新罗。每一次征服和胜利，都为他们的功劳簿锦上添花，使其地位更加不可动摇。尤其是长期负责选官的裴行俭，先后荐引提拔了大批良材骁将，是武后势力向军队渗透的一大阻力。有鉴于此，武后要求息兵止战，正是向忠于李唐的军方势力刺下的温柔一刀，直指要害。古中国向来都有抚民以静、止戈为武的传统，汉武沟通西域，唐宗南征北战，皆被宋儒评为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这一理论在唐代大臣中也很有市场，太宗皇帝对高昌和薛彦陀的征服战争，都受到以魏征为首的儒臣的批评，降至武周时期，名相狄仁杰也以劳民伤财为由要求放弃安西四镇。而大非川一战唐军损失甚重，府兵待遇低下等等，也令得民间反战情绪升温，府兵逃亡人数的增多便是明证。故此，武后上书称“今群臣纳半俸、百姓计口钱以赡边兵，恐四方妄商虚实，请一罢之。”＇4＇说群臣需要交纳一半的俸禄，百姓要交纳人口税来赡养边兵，请一一罢黜，把普通官吏和百姓的利益和边兵直接对立起来，对裴行俭、刘仁轨等军方实权人物构成压力。

第九条要求父亲在世母亲去世的也应该服丧三年，被认为是具有女权色彩的一项提案。古中国的宗法制度于礼虽是夫妻匹齐，但仍然以父系为主。父亲去世子女需服丧三年，母亲去世时如果父亲已经不在世，同样要服丧三年；但如果母亲去世时父亲仍在人世，为了表示对父亲的尊重，子女只需服丧一年。武后认为这不合人情道理，要求修改礼仪：

窃谓子之于母。慈养特深。生养劳瘁。恩斯极矣。所以禽兽之情。犹知其母。三年在怀。理宜崇报。若父在为母止一期。尊父之敬虽同。报母之慈有缺。且齐斩之制。足为差减。更令周以一期。恐伤人子之志。今请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5＇

武后在表章中论述母亲对子女的生养之恩，如天高海深，为人子者不尊重孝顺母亲，未免禽兽不如，“窃谓子之于母，慈养特深，生养劳瘁，恩斯极矣，所以禽兽之情，犹知其母。”云云，委婉地表达出对太子弘“数怫旨”的不满，和日后以《孝子传》赐次子贤的做法如出一辙，希望借此条例提高母亲在家族中的地位，强调儿子应尊重母亲。

第二条请求免除京畿三辅地区的徭役，和第十一条表明希望给八品以上的京官增加俸禄，摆明施惠于京畿地区的官民。第五条要求俭省各项工程的费用和百姓的劳役负担，是针对唐代赋轻役重的弊端而提出的务实之举；希望能停建不必要的工程，减少征发百姓服劳役的机会，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而第十条对勋官免除核查和第十二条让长期任职的官吏升级，则是继泛阶之后第二次扩充官僚队伍的大手笔之作。所谓勋官，是指普通士卒可通过军功来获得勋赏。唐代素重军功，身手矫健的民众和庶族地主常会主动应募从军，以猎取功名富贵。薛仁贵就是通过参加太宗征高句丽的战争，由一介布衣一跃而成五品将军的。勋官并非职事官，也就是只有品级而没有具体职守，但可按照勋品的高低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经过铨选考试合格的可以获得真正的官位。此外，在社会地位上，勋官享有同品官吏的待遇。但对前方军将所立的军功，回到内地要一一审核，不合格的会追回政府颁发给他们的勋官告身，称为“夺赐破勋”。这对他们当然是一个沉重打击。武后提出“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正是考虑到这部分人的利益。而让长期任职的官吏升级，更是下层官僚的福音，可谓广收人望了。这五条议案，都与基本国策无关，却鲜明地反映出武后为民众和中下级官吏争取利益的立场。这一立场，实际上贯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