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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我不比别人聪明，”他后来说，“那个题，如果我没做过，我在考场上肯定做不出来。没有人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做出那个题。”

可是考官不管这个，只管结果。亚勤后来如愿以偿，进入中国科大少年班，和他在数学考试中的杰出表现有着直接关系。

一句话影响一生

每次我得意的时候，这个声音就让我平静下来。

——张亚勤

12岁那一年，亚勤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对1978年保有记忆的亿万中国人，一定都记得中国科大少年班。那一年无数轰动全国的大事件中，这是最深入人心的一个故事。少年班里有30多个学生，从12岁到15岁，来自全国各地。人们把那些孩子叫做“神童”。

亚勤是这群孩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这让他更多了几分得意。母亲也很高兴，但她从来没有在儿子面前流露过。有几天，他成为记者追逐的对象，但是他把大部分记者都拒绝了。因为母亲不许他接受采访，说他和别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不让记者把他的名字登到报纸上，还对他说：“名声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迄今为止母亲的教导无数，不知为什么只有这句话最符合亚勤的心思。他就悄悄地躲在那些“少年神童”身后，玩着他自己喜欢的游戏。他觉得这日子和他在太原上中学的情形差不多。直到有一天，一件小事让他发生了重大变化。

事情是从一个作家的出现开始的。这作家从北京来到合肥，想要采访这一群“神童”。看到亚勤不愿意谈自己的生活，于是对他说：“我们一块散散步吧。”

那个下午，这一大一小在校园周围走着，一边走一边聊，谈啊谈，不知不觉中，两个人已经走得很远，走出了校园，走进乡下的田野。夕阳西下，天边一轮红日，彩霞漫卷，把亚勤的脸都映红了。

那作家说：“知道吗？比起你的同伴，你的基础还很差。”

“这人怎么不说好话？”亚勤心里不高兴，不禁争辩道，“我是凭自己的本事考进来的。”

“不错，”作家点点头，似乎被这个孩子的自信打动了。他忽然站住，转过身来，眼睛正视着亚勤：“可是，你才刚刚开始，究竟能不能成功，还要看你以后的路怎么走。”

说完，他把手从亚勤的肩膀上拿开，转身离去。

亚勤一个人留在那里很久。“以后的路怎么走？”他一再问自己这个问题。

“这次改变在于我的内心。”很多年以后亚勤回忆起这个故事的时候说，“我越来越感觉到他是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劝告。现在我想想看，他真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那一年他差不多40岁，他当时很真诚。从那以后，每次遇到问题，我脑海里就浮现出他那双眼睛，好像电影一样。每次我得意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声音让我平静下来：‘你才刚刚开始，以后的路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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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性的时刻

妈妈一声惊叫，爸爸一声不吭，只是抓着那张纸，左看右看，等到终于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全是真的，就一个劲说：“喝酒。喝酒。”

——张宏江

张宏江现在年过四十，瘦脸宽肩，有些谢顶，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还要大。他已经是两个男孩儿的父亲了，有时候闲下来，就把自己的“自信人生”讲给儿子听：“我从小学到中学，唯一的好处就是没什么作业。”

同儿子相比，宏江那一代人受的教育的确不一样：“那时候我们没有资源。或者可以说，我们拥有的最大资源就是一个宽松的环境。”

那一年宏江离开县中学，重新回到乡下的学校。学制缩短了，课程精简了，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比如把英语学了好几个月，还是只会26个字母和一句话：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新来的班主任是一个宽松的老师，班上同学也少了，只有30个，老师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关注学生，但从来不会说：“今天的家庭作业是……”

爸爸妈妈最大的好处就是放纵，从来不问儿子“作业做了没有”，也不问“得了多少分”，还不让儿子做家务事。那时候大多数人家的孩子是要承担家务事的，但这对夫妻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说：“整天逼孩子做家务事，有可能让孩子陷入那些琐碎的小事当中，眼里没有大事。”

宏江的大事不是课本，而是课外书；不是大人们要他看的那些书，而是大人们禁止他看的那些书。有《青春之歌》，有《幻灭》，还有《白宫岁月》、苏联小说《你到底要什么》。这些书要么被禁止出售，要么只供“内部参考”，在大城市里的内部书店悄悄地出售。可是现在，那些被流放到这里来的文人们，成了禁书的携带者和传播者。宏江每天跑到他们那里去，找这些书来看，把这当作躲避虚假道德世界和打开胸襟的办法。老师眼看这孩子在课堂上不好好听课，只是埋头读些不三不四“供批判用”的东西，竟不加干涉。只在心里惊讶：“这小家伙从哪里弄来的这些书？”

所有这些情节，都为今天大多数孩子所向往，也让宏江的两个儿子羡慕不已。自由宽松，无忧无虑是所有人内心的追求，更是孩子们的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