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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潘季驯无力追问不予批准另一半的原因，治河要紧，他配合工部尚书兼总理河漕朱衡，指挥9万余民工，全力投入已批准的一半工程施工中。

此役开新河140里，修复旧河52里，建筑大堤3万多丈，石堤30里。

当治河大功快要告成时，黄河又来了一次大水，冲开了新修的大堤，河水漫入沛县。

消息传到京城，是为了证明朝廷一年换一年不是被换的人的无能，而是黄河实在难治，朱、潘也不例外，还是因为朝廷本身就阴暗，就诡诈？总之，一些朝臣闻讯幸灾乐祸，纷纷上折弹劾朱、潘，要求重惩二人。

老皇帝明世宗朱厚熜闻讯很是焦急。

就在世宗为要不要接受朝臣的要求，惩处朱、潘左右难夺时，灾区的喜讯传到了：在潘季驯的督导下，决口很快被堵塞，治河工程终于大功告成！

闻讯，明世宗非常高兴，立即嘉奖这两位河总，并晋升潘季驯为右副都御史。

世宗皇帝的嘉奖令和擢升旨传来，潘季驯松了一口气，不为自己的擢升，而是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劫。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11月，正在治黄一线的潘季驯接到了乌程老家传来的噩耗：母亲病逝。

泪湿衣襟的潘季驯马上放下手上的工作，按照朝制回籍丁忧，为老母亲守陵去了。

话说到了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7月，黄河在沛县决口，次年7月又决邳州（今江苏睢宁县古邳镇），运河100多里淤为平陆。

工部尚书兼总理河漕朱衡将灾情奏报朝廷，登位第三年的穆宗朱载垕惊慌失措。

惊慌失措中想到了先皇重用过的潘季驯。8月，第二次任命潘季驯总理河道兼提督军务，速速赶往灾区，再次协助工部尚书兼总理河漕朱衡抢险救灾。

接到皇命，带着丧母的哀痛，丁忧尚未期满的潘季驯赶回赴任。

离任三年的潘季驯到任后，仔细地研究现状认为，根本之计在于“筑近堤以束水流，筑遥堤以防潰决，”提出“加堤修岸”和“塞决开渠”两种办法。工部尚书兼总理河漕朱衡觉得此方案可行，决定着手实施。

潘季驯亲自督率民工5万余人，堵塞决口11处，解除了河患，徐州至邳州西岸修筑缕堤3万余丈，疏浚匙头湾（在古邳镇附近）以下淤河，并恢复旧堤，河水受束，急行正河，冲刷淤沙，使河道深广如前，漕运大为畅通。

像上次堵塞决口一样，就在工程快要完成时，突然，河水暴涨，堤防潰决，险恶万分。此时，潘季驯正患背疮，趴在床难以动弹。闻得险讯，潘季驯拨开劝阻他的人，披衣而起，忍着剧痛，直奔险地。

洪水滔滔不绝，肆意漫过堤顶。

“潘总，撤吧！危险！”

潘季驯沉着冷静：身为朝廷大员，怎可临危而惧，张慌退缩，置运河于不顾，置百姓的生命财产于不顾！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决不下堤！

在潘季驯无惧无畏精神的感召下，一些已逃离大堤的民工又返了回来。他们按照潘季驯的指挥，将一筐筐装满石块的篾织条笼推下决口处……

经过几昼夜的奋战，终于度过了险情。

分流与筑堤，历来是治河争论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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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四起战黄河（3）

黄河是条地上悬河，加之古有大禹治水的成功经验，因此，自古以来“分流杀势”之议就十分盛行。后来主张“分流”的人，虽然大都不排斥筑堤，但仅是用堤坝来约拦水势而已。在潘季驯治河之前，这种论点一直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位。他们认为，黄河源远流长，洪水期间，波涛汹涌，下游河道过洪能力小，常常漫溢为患，“利不当与水争，智不当与水斗”，只有采取分流的办法，才能杀水势，除水患。这些分流论者，只知“分则势小，合则势大”，却忽视了黄河多沙的特点。由于黄河多沙，水分则势弱，从而导致泥沙沉积，河道淤塞。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河道的输沙能力与水流的流速成正比例关系，与清水河的分流是完全不同的。明代前200年中，过分分流的结果不但没有使河患稍有停息，反尔造成了此冲彼淤、靡有定向的局面，灾害愈演愈烈，更加不可收拾。

经过多年的深入调查研究，特别是亲历的两次堵决的实践，潘季驯人认为，一味的“分流杀势”是行不通的。

人们对黄河泥沙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汉朝和宋朝已有不少人分析了泥沙淤淀与流速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河遇平壤滩漫，行流较迟，则泥沙留淤；若趋深走下，湍急奔腾，惟有刮除，无由淤积。”当朝人万恭也提出：“夫水专则急，分则缓，河急则通，缓则淤，治正河可使分而缓之，道之使淤哉？今治河者，第幸其合，势急如奔马，吾从而顺其势，堤防之，约束之，范我驰驱，以入于海，淤安可得停？淤不得停则河深，河深则水不溢，亦不舍其下而趋其高，河乃不决。故曰黄河合流，国家之福也。”这正是对泥沙运行规律的初步认识。他还提出“堤以束水”的建议。然而，这只是泛泛而谈，很少有人从理论上提出过像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这样坚定而明确的治理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