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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煌、董英斌、缪?流等叩。
通电上署名的共有19人,其中东北军将领7人,即张学良、马占山、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流;十七路军将领3人,即杨虎城、冯钦哉、孙蔚如;被张、杨扣留的南京政府军政要员9人,即朱绍良、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陈继承、万耀煌。这些被扣留的南京政府军政大员是否在这个通电上签了名?对此,以往的许多著作都持肯定看法。如1986年出版的《西安事变简史》明确写道:“通电发出之前,张学良携带电稿到西京招待所,向被扣留的南京军政要员说明兵谏的意图并进行了安慰,表示对他们和蒋介石绝无伤害之意。接着宣读了通电,要求同意这个通电的人在电稿上签名。随后大家都签了名。”武育文等著的《张学良将军传略》也说:〃此通电列名的蒋系军政大员,是蒋介石被捉以后,张学良亲持电稿征求他们意见后才签名的,并不是冒签。”笔者查此说来源于晏道刚的一个回忆。晏道刚在《我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一文中写道:“十二日上午九点多钟,孙铭九等已经送蒋介石到新城大楼。这时张学良带着拟就的通电全国的文稿,直到西京招待所,招集‘中央’各大员宣布,他说:‘各位,这是我给全国的一个通电,我来向各位宣读,希望各位听完之后,如果同意,便在上面签一个名,我再拿着这个通电去找委员长。’……张学良念完后又说道:‘这电文下面签名的已有兄弟和杨虎城先生二人,如各位同意,也在这上面签个名。’于是马占山先签,接着陈诚、朱绍良、蒋百里、于学忠、邵力子、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陈继承、万耀煌、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王以哲、董英斌、缪?流、钱大钧等均在通电后面签了名。”
骊山捉蒋(4)
但当事人也有另外的说法,应德田回忆:“原通电具名,只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几位高级将领,发这封电报时,不知怎么加上了蒋方大员朱绍良、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陈继承、万耀煌的名字。可能是当时有人认为,这样可以增强通电的力量,可以使南京和各省一时搞不清楚,觉得这些人也参加了西安事变。“
应德田是西北“剿总”政治处少将处长兼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委员,参与了通电的起草,他的回忆自应有较大的可靠性。
通电中列名的万耀煌也否认他在通电上签了名。他在日记中写道:当他从《解放日报》上看到通电时,我们“真是啼笑皆非,合东北军张部将领、十七路军杨部将领及中央被扣将领政要于一炉,欺谁乎?”
此外,其他被扣的军政要员也没有任何人提到签名的事。鉴于各种说法相互矛盾,笔者专门对此问题进行过考证,其结论是被扣留的南京政府军政大员并没有在通电上签名,他们的名字是通电起草人自行填上去的。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重要通电却因为西北“剿总”交通处处长蒋斌的叛变而迟迟未能发出,以致外界难以明了事变的真相,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高崇民回忆说:“此电在十二日当天交由主管部门(即交通处)负责人蒋斌,限即日发出。不料奸生肘腋,张所委任的交通处长蒋斌,将此八项主张之文电压下来未发,而先秘密向南京何应钦告发西安事变的情形。于是南京得有所准备,将国内邮电全部加以控制,并散布谣言说,西安已经赤化,蒋委员长已被杀害。何应钦即坚决主张###,故意举行白衣誓师的仪式,以激励反动派。八项主张的电报被内奸蒋斌压了两天,直至住西安的山东代表裴某,接韩复榘来电询问真相,我们始发觉蒋斌之通敌,遂逮捕蒋斌,急电天津无线电台台长陈先舟星夜来西安接任交通处长。由于内奸事故,致使中外对于西安”双十二”事件一时不得真相,因此各方面的真实反映,除广西李、白,四川刘湘等而外,其余均经南京加工伪造,才能发表。故当时张、杨所收到的电报,几乎千篇一律,都是大骂张、杨劫持统帅,为大逆不道。”
随后,张、杨两将军又采取了一系列的军政措施:
(一)撤销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公推张学良为委员长,杨虎城为副委员长,董英斌为参谋长;
(二)组织参谋团,由双方的军事将领和高级幕僚组成,计有孙蔚如、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鲍文樾、李兴中等人,以何柱国为主任,负责研究一切军事问题;
(三)成立设计委员会,由高崇民、卢广绩、洪钫、应德田(王炳南、王菊人、杜斌丞、李维城等组成,后又加上南汉宸、苗剑秋,以高崇民为召集人,负责讨论有关的政治问题,并向张、杨提出建议);
(四)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及骑兵集团军,集结等待出发;
(五)集中军队,将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六十七军和一,五师集结西安附近,五十一军警戒兰州,十七路军由陕北移至关中,一方面准备抗日援绥,一方面防御中央军的攻击;
(六)取消政训处,成立政治处,应德田、申伯纯分任两军政治处处长,以加强军队政治工作;
(七)改组陕西省政府,原成员一律免职,以王一山任代理省主席,各厅长均为杨虎城的部属;
(八)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以王炳南为主任委员;
(九)改《西京日报》为《解放日报》,由郭维城等任主编;
(十)释放全部###,共约150余人。
从此以后,古老的西安城内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扣留中的委员长(1)
12日上午9时,蒋介石被护送到新城大楼,住进早已准备好的房间,由西安绥靖公署特务营营长宋文梅负责看管。
此时的西北大地,正是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49岁的蒋介石穿着单薄的睡衣在严寒的室外折腾了大半夜,极度的惊恐加上难以忍受的严寒,已经把他折腾得不像人样。只见蒋介石面色惨白,须发如霜,因未戴假牙,两颊内凹,上穿古铜色春绸丝棉袍,只穿衬裤,脚穿上海造鹿皮底圆口便鞋,左右足踝处,皆有荆棘划伤血痕,因翻墙跌伤,腰部弯曲。天气虽严寒,蒋面部却流淌汗水,这是惊吓过度所致。他坐在椅子上,以右腿置左膝,全身发抖,呼吸喘急,并不断出声长吁短叹。宋文梅为了缓和蒋之神志,即劝其应镇静从事,他低首无一语。宋文梅继续劝告,并请其饮水,在十分钟内,连饮白开水约十余杯,但人依然惶恐不安。上午。时左右,张学良来见蒋,执礼甚恭,说:“委员长,受惊了!”蒋不答。宋文梅张又说了一次,蒋仍不答。张学良继续说:“我们受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件。我们内心纯洁,完全为国家着想,并非为私人利益打算。现在,我们民族危机,已到这样严重阶段!政府不为民族生存着想,反继续进行内战。凡有血性的人,无不义愤填膺。而委员长独持偏见。今天,希望委员长平心静气,勇于认过,爱惜国力,能联合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则学良及全国人民与愿足矣。”
蒋介石这才呐呐地说道:“你既为国家事,应先送我到洛阳,送我到洛阳再谈。”
张学良又接着说:〃国家民族今日成此局面,谁使为之?日本进占沈阳后,都责学良为卖国贼,究竟谁是真正的卖国贼?试问‘九一八’事变,是谁的阴谋诡计所促成?谁坚持不抵抗,反复嫁祸于人?请将这些事件真相,向全国人民公开,孰是孰非,自有公论。狡计阴谋,岂能永远蒙蔽人民的耳目!”
蒋介石依然呐呐地重复他的要求:“你既为国家事,送我回洛阳再谈。”
张学良继续陈词:“今日之事,岂容搪塞了事?我们仍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你仍执拗不悟,固持偏见,自可由群众公裁!”
蒋一听到张学良说要把他交付“群众公裁”,误以为要把他交由人民公审枪决,既气愤又害怕,立即说:“以往,我待你如何好!你竟想把我交给群众公裁!你既为国家事,速把我送回洛阳再谈。”说完后,就闭目坐在椅子上,不再说话。见此情形,张学良只好辞出。
中午12时,邵力子奉张学良之命前来劝说。这时,蒋介石惊魂初定,情绪也已经基本稳定,邵力子坐在蒋对面的椅子上,蒋问邵:“你从什么地方来?”
邵答:“从绥靖公署卫士队队长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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