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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在洛川一间肮脏的茅屋里的土炕①上过了一夜,隔壁屋里关着猪和毛驴,我自己屋里则有老鼠,闹腾得大家都睡不了多少觉。第二天早上刚出城数英里,那片黄土地面便逐层升高,险峻起来,地势古怪地变了样。
这一令人惊叹的黄土地带,广及甘肃、陕西、宁夏、山西四省的大部分地区,雨量充分的时候异常肥沃,因为这种黄土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有几十英尺深的多孔表土层。地质学家认为,这种黄土是有机物质,是许多世纪以来被中亚细亚的大风从蒙古、从西方吹过来的。这在景色上造成了变化无穷的奇特、森严的形象——有的山丘象巨大的城堡,有的象成队的猛犸,有的象滚圆的大馒头,有的象被巨手撕裂的岗峦,上面还留着粗暴的指痕。那些奇形怪状、不可思议有时甚至吓人的形象,好像是个疯神捏就的世界——有时却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
在这里,虽然到处可以看见田畴和耕地,却难得看见房屋。农民们也是在那些黄土山里藏身的。在整个西北,多少世纪以来已成了习惯,都是在那坚硬的淡褐色的山壁上掘洞而居的,中国人称之为“窑洞”。可是这种窑洞同西洋人所说的洞穴并不是一回事儿。窑洞冬暖夏凉,易于建造,也易于打扫。就连最富有的地主,也往往在山上挖洞为家。有些是有好几间屋子的大宅,设备和装饰华丽,石铺的地板,高敞的居室,光线从墙上的纸窗透进室内,墙上还开有坚固的黑漆大门。
在那辆颠簸的卡车里,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坐在我身旁,在离洛川不远的地方,他将那样一个“窑洞村”指给我看。那地方离汽车路只有一英里左右,中间只隔着一个深谷。
“他们是红军,”他向我透露说。“几个星期以前,我们派一队人到那里去买小米,村子里的人一斤也不肯卖给我们。当兵的笨蛋就动手抢了一些。他们退出村子的时候,农民便开枪打他们。”他用双臂画了一条大弧线,把国民党军队驻守的许多堡垒——构筑在山顶上的机枪阵地——严密保护下的公路两边的一切都包括在里面。“赤匪,”他说,“在那边,全部都是赤匪的地盘。”
我怀着更加浓厚的兴趣眺望他指出的地方,因为几小时之内,我就要踏进那莫测究竟的山丘和高地的那一边去了。
在路上,我们遇见了一〇五师的一些部队,他们都是东北人,正从延安回到洛川去。他们是瘦削而结实的青年,大多数比一般中国士兵的身材高些。我们在路边的一家小客店歇下来喝茶,有几个士兵在那里休息,我在他们的附近坐了下来。他们是刚从陕北的瓦窑堡回来的,在那里曾经和红军发生过遭遇战。我听到了他们相互间谈话的一些片断。他们是在那里谈论红军。
“他们吃得比我们好得多,”一个说。“是的,他们吃的是老百姓②的肉呀!”另一个答道。“那没有关系,不过是少数地主,反而有好处。我们到瓦窑堡去,有谁感谢我们呢?是地主!你说是不是?我们为什么要为那些有钱人送命呢?”“他们说现在有三千多东北军已经加入他们一边了……”“这又是他们有理的一件事。我们除了打日本人,同谁也不想打的,为什么我们要打起自己人来呢?”一个军官走了过来,于是这番引人入胜的谈话就中止了。那个军官命令他们上路。他们拣起了他们的枪,拖着脚步走上了公路。不久我们也坐车走了。
第二天午后不久,我们到达延安,在长城以南约四百华里③,陕北唯一可以通车的道路到这里便是终点。延安是一个历史名城,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从北方来的游牧部落曾经通过这里入侵中原,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大军也曾经通过这里南征西安府。
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它位于一个深谷中间,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巅。现在,城墙上新建了许多工事,象蜂窝一样,工事里一挺挺机枪都对着不远地方的红军。公路以及与公路直接毗连的地方,那时仍然在东北军手里,可是直到最近,延安是完全被切断联系的。蒋介石总司令对红军进行了封锁,红军利用封锁来对敌人进行反封锁,据说有数以百计的人活活地饿死。
就是用飞机来对付周围的红军也证明是不起作用的。红军把机关枪架在山顶——因为他们没有高射炮——结果很有效,以致南京的飞行员来给城里空投供应时,不得不飞得极高。事实上,大多数的供应品都落在红军手里,他们就在延安城外开了一个市场,将食物卖回给城里被困的居民。连张学良自己的外国驾驶员,因怕机关枪的高射,也有点胆怯起来,有一个美国人竟因此而辞职。后来我在西安府看见少帅的漂亮的波音式私人座机满身都是弹孔,我对那飞行员深表同情。
红军对延安④的长期包围,是在我到达那里以前几个星期才解除的,但是从居民的面有菜色,从店铺里的货架空空如也或者店门紧闭,还可以明显地看到围城的迹象。食品极少,价格高昂。可以买到的那一点东西,都是因为同红军游击队达成暂时的休战而得到的。当时曾达成协议,东北军不在这条战线上向苏区发动攻势,作为交换条件,苏区的农民开始出售粮食和蔬菜给那饥饿的剿共军队。
我有到前线访问的证件。我的计划是第二天一早离开延安,到“白军”前线去,那里的军队限于防守阵地,没有前进的意图。到了前线后,我打算岔入一条据说是商贩偷运货物出入苏区的山道。
①中国房屋中土垒的平台,一头有灶,下面有迷宫一样的弯弯曲曲的烟道,可以把土炕烧暖。②老百姓字面的意思就是“一百个姓氏”,中国口语中指乡下人。③一华里约等于三分之一英里。④延安后来为红军所占领,现在(一九三七年)是红区临时首都。
四
通过红色大门(下)
我如愿以偿,安然通过最后一个岗哨,进入无人地带——这个经历,我要是如实地叙述出来,就可能给那些帮助我前去的国民党方面的人造成严重困难。现在我只消说,我的经历再次证明在中国任何事情都可能办到,只要照中国的方式去办。因为到了第二天早上七点钟的时候,我确实已经把最后一架国民党的机关枪抛在后边,走过那个把“红”“白”两区分开的狭长地带了。
跟着我的,只有一个骡夫,他是我在延安雇来的。他答应把我简单的行李——铺盖卷、一点吃的、两架相机和二十四卷胶片,运到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前哨。我不知道他本人是赤匪还是白匪,不过他的样子的确像个土匪。几年以来,这一带反复被那两种颜色的军队交替控制,所以他很可能不是做过赤匪就是做过白匪——也许两者都做过。我决定最好是不要问莽撞的问题,只是乖乖地跟着他走,希望一切顺利。
我们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走了四个小时,一路没有见着一个人影。那里根本没有路,只有小溪的溪床,两边岩壁高耸,溪水就在中间湍急地流过,在岩壁上面就是险峻的黄土山。要结果掉一个过分好奇的洋鬼子,这是一个好去处。使我惴惴不安的一个因素,是那个骡夫对我的牛皮鞋子多次表示羡慕。
“到啦!”他突然转过头来大声说。这里,岩壁终于消失,一个狭小的山谷展现在我们面前,山谷里一片绿油油的麦苗。“我们到啦!”
我放下了心,朝着他的前面望去,看见一座小山的山边有一个黄土村落,缕缕青烟从村里那些高大的泥烟囱里袅袅上升,那些烟囱象长长的手指一样竖立在峭壁的面前。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到了那里。
一个年轻的农民,头上包着一条白毛巾,腰间插着一支左轮手枪,从村里走出来,惊愕的望着我,问我是谁,到那里去干什么?“我是个美国记者,”我说。“我要见这里的贫民会主席。”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回答说:“Hai pa!”
我过去听到中国人说“Hai pa”就只有一个意思:“我害怕!”我心里想,如果他感到害怕,那我该感到怎么样呢?但是,他神色泰然自若,看来他的话不是这个意思。他回过头来问那骡夫我是什么人。
那骡夫把我说过的话重说了一遍,还添枝加叶地说了些他自己的话。我放心地看到那位青年农民的脸色和缓下来了。这时我发现他确实是个长得很英俊的小伙子,皮肤黝黑发亮,牙齿整齐洁白。他好像同中国其他地方的胆怯的农民不属于一个族类。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快乐的眼睛含着一种挑战的神情,他还有一定的吓人气派。他的手慢慢地从枪柄上移开,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就是你要见的人,”他说。“我就是主席。请进来喝口热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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